第十一回

这不是陈建斌第一次当导演，前作《一个勺子》豆瓣7.7分，拿到金马最佳新导演奖。当时，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评价他：“陈建斌完全不是演戏演多了想当导演，而是有极大的格局和视野。”

这回他的野心真的很大。

阵容豪华的《第十一回》

朕搞过先锋话剧

虽然观众认知度最高的角色是《甄嬛传》里的四郎，但陈建斌最早是演舞台剧的。

话剧对陈建斌的影响很深。直到现在，他最引以为傲的经历还是曾经演过先锋话剧。

在出演先锋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之后，他说——

“当我演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变了，在这以前，我对艺术的理解是模糊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舞台剧对于陈建斌的影响也延续到了《第十一回》中。

电影中有两条线，一是在舞台上——话剧团排练话剧，马福礼不断阻挠；二是现实生活——再婚妻子和女儿关系紧张，马福礼不得不周旋于两人之间。

舞台部分，大鹏饰演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春夏饰演新人演员贾梅怡，他们两人的表演都是夸张且外放的，台词的话剧味儿也很浓。

胡昆汀酷爱掉书袋，张口闭口都是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语录，贾梅怡也会对着马福礼说“你冒犯了我的自我”之类的高深台词。

现实部分，马福礼在得知自己的案件要被改编成舞台剧之后，咨询了律师和被害者的弟弟屁哥。

对于马福礼要不要翻案这问题，律师和屁弟完全持相反意见。但相同的是，两人的台词都是舞台剧化的，不写实，人工表演的痕迹非常重。

贾冰饰演的被害者弟弟屁哥

对于《驴得水》这样的话剧改编电影来说，太像舞台剧是贬义，导演依旧在用舞台剧的逻辑拍电影，无论是剪辑还是镜头调度，都看不到任何属于电影的技巧。

但对于《第十一回》来说，过重的舞台剧感并不是致命伤，反而成为一种风格，与电影荒诞的喜剧形式相得益彰。

大师语录挂嘴边的胡昆汀，在喝醉酒后对着话剧团保安来了一段彼得·汉德克的《冒犯观众》。

虽然是在一本正经地念严肃文学，但这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夸张做派显得十分可笑。

背诵《冒犯观众》的胡昆汀

这种荒诞的黑色幽默时刻遍布全片。

窦靖童饰演的女儿金多多，年纪不大，风轻云淡地在楼梯间告诉马福礼她怀孕了，怀的是一位已婚男人的孩子。

父女谈论打胎事宜的期间，还有耳背的邻居大爷走上走下，穿梭其中。

楼梯谈秘密的父女

金多多不愿意打胎，周迅饰演的金财玲为了保护女儿不得不假装怀孕。

金多多不屑母亲的保护，直呼孩子生下来不得管外婆叫妈？管妈叫姐姐？管杀人犯马福礼叫爹？

整部电影没个正常人，一群异类搭配得非常和谐，故事在荒诞感和话剧腔中稳步推进。

被遮蔽的真相

对很多导演来说，能做到辛辣讽刺的荒诞喜剧已经很难了，但陈建斌并不想止于此，他有话要说。

某种程度上，马福礼和导演前作《一个勺子》里的拉条子是同一个人。

轴、执拗、一根筋。拉条子一根筋地寻找傻子，马福礼寻找的则是历史的真相。

他知道自己没杀人，那剧就不能这么排，排了就是扭曲事实。

除了金财玲，没人相信马福礼。话剧团的人不把他当回事，他们可以为了钱和领导改剧本，但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马福礼影响“创作”。

马福礼也使路子、走后门，试图干预创作。可惜找的小保安苟也武人微言轻，不仅没帮上忙，还落个写检讨、扣工资的下场。

当众检讨的苟也武

在苟也武的建议下，马福礼计划搞臭创作者名声，找胡昆汀和贾梅怡偷情的证据，没想到证据没找到，反遭文艺工作者贾梅怡一顿理直气壮的臭骂。

话剧还在排练，马福礼仍然被视作杀人犯。他是整部舞台剧的主角、原型人物，但没人在乎他的感受，也没人在乎他的真相。

与马福礼形成镜像对照的，是话剧团的导演胡昆汀。

他追求的是导演的尊严，是一出好戏。然而，谁都有权对话剧指指点点，唯独他没有。

孤立无援的导演

卷宗上白字黑字写明凶手和杀人理由，但当事人不同意，百般阻挠排练和演出。

当事人马福礼之后，是资本的干预。被害者的弟弟屁哥资助剧团20万，想把剧情改成马福礼妻子勾引他哥哥。

想要改戏的屁哥和团长

胡昆汀义正严辞地拒绝：戏剧是属于观众的。团长却说：屁哥不也是观众吗？

剧本被改，重新排练。

资本之后是上级压力。领导看了话剧，不满里面对于妇女的塑造，认为价值观导向错误，于是剧本再次被改，再次重新排练。

这位演员也是真领导

一出戏被改来改去，不但没人在乎原型人物马福礼，也没有人在乎胡昆汀，更没有人在乎真相。

只有贾梅怡。饰演妻子的她为了找到角色正确的感觉，寻来了30年前的那辆拖拉机，问了死去妻子的表姐，才还原了拖拉机杀人事件的真相。

最后观众才发现，就连亲历者马福礼，也只是了解他看到的部分事实。

电影中有一块夺目的红布，那不仅是话剧团舞台表演的道具，也像导演在暗示观众，红布遮盖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并没有看到事实的全貌。

真相藏在红布下，真相刻在拖拉机上，甚至不用废力气就能找到。但没有人愿意找。

一个用心的创作者，却可以还原、呈现真相。

电影另一个特别的设定是名字。

话剧团中，大鹏叫胡昆汀（昆汀·塔伦蒂诺），春夏叫贾梅怡（梅丽尔·斯特里普），大鹏妻子宋佳叫甄曼玉（张曼玉），话剧团保安叫苟也武（北野武），都是一些电影人的名字变体，日常生活中很少见的名字。

而另一边的现实中，陈建斌叫马福礼，周迅叫金财玲，窦靖童叫金多多，很接地气。

有趣的是，随着话剧团的排练，戏剧越来越真，生活却越来越假。

在贾梅怡的调查下，话剧最后呈现了当年案件的真相。舞台上是真的。

金财玲为了掩盖女儿怀孕的事，不得不假装怀孕的是她，马福礼也协助她一起演戏骗邻居。生活里是假的。

我们的生活不见得可信，但一部电影、一部话剧却值得相信，只要那个创作者去追问、去思考、去查证。我们总会发现真正的历史。

尽管陈建斌说自己现在还只是业余导演，但从《一个勺子》到《第十一回》，没有人会否认他作为导演的才华。

他有好的导演能力，也有旺盛的表达欲，在华语电影的维度，这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

希望四郎还能继续说话，继续有野心地拍下去。

文/JOJO

《第十一回》向我们展示了，当导演把一台其实很优秀的话剧搬到电影院，到底会多么的让人尴尬…… 整场看下来，就周迅一个人在演电影，其他人都在「表演台词」也是醉了。不好好讲故事、概念先行不是不可以，可起码尊重一下影像语言吧。剧场表达囿于环境限制，是会存在放大概念的现象，施加给台词的文学性压力非常大（所以好的戏剧本子必然都在文学史上躺着），可电影这种可以捕捉到更多特写与试听语言的载体，还这么玩，真有点捉襟见肘了。 陈建斌与姜文相比，都不缺表达欲与艺术野心，可后者再桀骜不驯、自带毁天灭地的荷尔蒙乱溢，也会把影像的魅力尽可能发挥到最大，一帧一帧都是电影人的敬畏之心，哪怕是其戏剧味儿过重的《让子弹飞》，也会包裹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的壳引领观众。 建斌老师啊，喜欢就是放肆，但爱就是克制，求求你对电影克制…… ——你的电视剧观众粉丝留

如果说大部分电影都是没话找话或无话可说的，那么陈建斌的电影绝对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有很多话要说。

《第十一回》是他第二回做导演，很显然，这五年来他积攒了大量思考，并且毫无保留地装进了这部电影里。

结果是陈建斌玩嗨了，影迷们也看嗨了。

下面，我就我看到的一些角度，给你拆解下这部表意丰富的电影。

01 难产的艺术

从最浅层的文本看，这部电影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

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儿，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磨难。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当下创作者的普遍困境。

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他来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按我说的改改？

两边对话的一幕，极富象征意味。

一边是演员们，坐在台上；一边是马福礼，坐在台下，中间隔着不近的距离。简直是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直接拍给你看。

但很显现，马福礼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指手画脚。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更狠的角色还在后面。

先是死者的弟弟赶来，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资本、权力粉墨登场，进一步抹杀艺术的独立性。

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领导甩锅……使得艺术不断偏离艺术本身，沦为一场闹剧。

何以至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艺术从来就不重要。它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比起真金白银、领导仕途、社会稳定来，它什么也不是，它随时都可以被利用、被粉饰、甚至被牺牲。

更令人莞尔的是，胡昆汀因出轨女演员贾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迹导演”的罪名，惨遭封杀。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简直不要太熟悉。

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那时的他，剪掉长发，如阉割掉自身的艺术理想，以一个乖怂的形象泯然众人。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02 渐隐的真相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艺术拉回现实，这部电影实际也在讲“真相的难以抵达”，就像《罗生门》所揭示的那样。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最公认的当属“官方说法”，即卷宗的记载，大致如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

事实清晰，但稍一琢磨，发现不对，这简直不合情理。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李建设和赵凤霞俩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偷情？

可是卷宗并没有回答这个疑问。

随着案件被搬上舞台，重现于大众视野，知情人纷纷登场透露背后的隐情。首先登场的正是马福礼，他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情，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

紧接着登场的是李建设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讲述里，马福礼无疑还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的勾引。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

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和观念，对同一个故事做着私人阐述。而真相、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蒙上了无法拨开的迷雾。

该如何抵达真相？陈建斌相信：艺术是可以依赖的途径。正如影片最后，当马福礼站上话剧舞台时，在破旧的拖拉机底部，他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窥见迟到的真相。

那一刻，拖拉机的实物与其象征物“一块红布”同在，仿佛在说：艺术的真实，或源自真实的艺术，可以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使渐隐的真相复现。

03 身份的焦虑

前面说了艺术，也说了现实，但要问《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达，实际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借胡昆汀之口，讲了一套表演理论，大致是说，演员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个是“理性的我”，即构建出来的角色的自我。两者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你不是真的你，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

类似的镜像关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如前面所说的真相与故事的关系，原型事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生活本身看成一场盛大的表演，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是角色。这就触及到《第十一回》着力探讨的话题：一个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换句话说，该如何通过界定“我是谁”，来获得一种自主性？

记得姜文曾经说过，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过了四十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里有无数角色，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并不清楚，于是开始焦虑，于是才有了《太阳》的创作。而陈建斌作为姜文的师弟和“同类”，在相似的年纪也开始了同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最终落在了马福礼的身上。

马福礼活了四十来岁，突然间晃范儿了。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相反，一群人在替他做着定义。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屁哥劝他做“四大皆空的修行人”……面对这些角色，他无力拒绝，更无从选择。正如面对监视器，当无数屏幕投射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自己时，犹如无数个“自我”反噬自身，令马福礼感到阵阵眩晕。

回到家里，妻子出色扮演着“虎妈”的角色，女儿扮演着“叛逆少女”，只有他像是多余的。此时，“镜子”这一意象再次成为点睛之笔，圈出了马福礼的尴尬处境。只见，当一家三口同坐在餐桌前时，妻子和女儿在镜中都有成像，而马福礼面前却空无一物。

他是个“无像之人”，他除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本我，尚无理想之自我。

一地鸡毛的折腾之后，他甚至以一张“死亡证明”直接否定自己的存在，并借此摘掉“杀人犯”的帽子，还女儿清白的生活。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自杀”行为使得女儿（实为继女）最终接受他，于是他得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担当的父亲。尽管他不是多多的生父（父亲A），但在“父亲B”的角色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重获了生活的信念感。

其实也不止马福礼，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贾梅怡在扮演赵凤霞的过程里，渐渐明白何为爱情；金财玲在扮演“孕妇”的过程里，收起责骂，成为守护女儿的母亲；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意外怀孕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母亲为了掩护她，假装自己怀孕。而最终多多拿掉了孩子，换成一个枕头，这看似多此一举，但从她涂抹的口红我们知道，她在扮演一个成熟的怀孕女人，那正是当年的母亲，她以此体认着母亲的不易，她重新成为她的女儿。

而这一切转变的最终达成，都发生在影片的“第十一回”。

04 彩蛋的奥秘

《第十一回》的全片采用章回体结构，横跨小说、戏剧、电影三个媒介，构成对生活的三重镜像。它试图告诉我们：生活本是一场表演，而人人都是演员，重要是找准角色，好好发挥。

作为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电影，陈建斌巧妙地将各条线索融合，使其自圆其说。这是很难得的。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片尾彩蛋，第一个片段与影片的开场镜头形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关系，开场镜头是从人物的头拍到脚，而彩蛋是从脚拍到头，仿佛一切又回到故事的原点，有如轮回一般；最后的彩蛋片段是一个超现实段落，主人公马福礼以话剧方式重回杀人现场，只见漫天红雨落下，仿佛一块巨大的红布，遮天蔽日。 这一系列彩蛋构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将原本封闭自洽的前面十回故事，重新打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收尾。

这一近乎冒犯式的处理，恰恰暴露了陈建斌的创作观。仿佛在说：别指望电影给你任何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当你觉得答案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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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建设自己弄坏的刹车。原因：1，拖拉机下面的空间狭小，根本不是办事的地方。2，把拖拉机停在个有坡度的地方，显然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刹车不是没踩住，是李建设下去后弄坏的。3，李建设在拖拉机下面刻上结婚证，他们死在车下，也算是个仪式，脱了裤子就是要告诉别人，他们是一对。4，赵凤霞很可能事先不知道，但是在车底下知道李建设的想法后也极有可能没反对。

马福礼只是他们自杀过程中的工具人，结果为了自己名誉，毁了李建设的良苦用心。

这片子的各种表现技巧无非是导演对自己才能的自我炫耀，或者是把舞台剧搬上大荧幕后的尴尬，严重影响观影。片子本质上也就是说了说，大家对待感情和感情的后果都是如何选择和处理的，这片子也没那么深刻，没必要过多的解读～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第十一回》内容荒诞，所汇聚的阵容，也很「荒诞」，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平时八竿子打不着的优秀演员共聚一堂，而制造最大惊喜的，还是周迅。

那个着装打扮、举手投足普通得仿佛没了身份特征的中年妇女金财铃，实在是周迅出道三十年来所扮演过的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角色。从她身上，你几乎找不到周迅的既定痕迹，但周迅不着痕迹的演绎，如同片中的拖拉机，坡道倒车后碾平了一切固定印象与人设。

这当然不是刹车失灵，而是「司机」有意为之。

好演员其实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自己天分框定的一亩三分地里，勤恳而仔细地耕耘，把他的天分用到极致，把老天赏的那碗饭认认真真吃了，让人看到他们，或者看到某个类型、某类角色，能够相互联想得起。

另一种则是不安于自身的天赋，管他什么个性特点、脚本框架、人设限定，只要能打破的，突围的，过界的，超越的，都不放过。换言之，这演艺圈就没有他不能吃的饭，就没有他不能演的戏。

周迅就是后者，凤毛麟角的那种。

1.演员生涯的前十回

十七岁那年被谢铁骊导演挖来北京拍摄电影处女作《古墓荒斋》时，周迅像是从自己此前拍摄的挂历画、封面照里头走出来似的，添了小狐狸精乔娜的粉饰装点，眉目举止依然不改本色。就凭这姣好的本色，她在九十年代初引起了陈凯歌的关注。

《古墓荒斋》

在投身他的《风月》之前，周迅完成了学业，也在酒吧有了驻唱歌手的经验，跟最初稚气未脱的少女相比，起了些变化。陈凯歌去了那酒吧，听照片中的女孩唱歌，最后决定让她演一个小舞女。

虽然戏份只有几分钟，但是天赋显山露水了。最被人惦念的那幕，是一身白西服的忠良（张国荣饰）在舞厅饭桌前坐下，递给她一枝红玫瑰，而她只是定定地举在面前，一滴泪从右眼挣出，浇得忠良心里怅怅的。于是，《荆轲刺秦王》又找了她，演那个盲女。

《风月》

这个阶段的周迅，单凭外在，凭直觉，就吃住了镜头。演一些楚楚动人的青涩角色之余，也有人敢让她尝试反叛少女，譬如电视剧《红处方》的导演董志强。这时的她接近于白纸状态，任人摆弄作画，但成品就没有不好的，所有人都在注意这个新演员，看她的可塑性还能撑到什么程度。

就在这样的试探中，周迅进阶了。世纪之交那几年，她迎来了担纲主演的多部代表作，包括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电影《苏州河》《香港有个荷里活》《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恋爱中的宝贝》……比四小花旦这些名号更有实质意义的，是她天生的表演直觉，终于跟多年的剧组历练产生出完美的化学反应。

《大明宫词》

《自在人间》里有说，周迅懂得了演员的责任，就是干干净净地成为一个空杯子，「让导演去盛放角色的人生处境」。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周迅很迷恋当年可以提前去当地体验生活的日子，扮演《香港有个荷里活》里的风尘女孩东东前，导演陈果就让她到香港即将拆掉的贫民窟铁皮屋里待上一段时间。

《香港有个荷里活》

周迅说，「那个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有点发霉的，那种南方潮潮的味道。香港夏天特别热，是真热啊……我觉得，唉，不容易。」一句「不容易」，灌注到角色的命脉里，让戏中曾经出现过的简单快乐，都会成为日后悲剧的强大反衬。回想东东买烧肉、吃荔枝时眼神中的明媚，多少试图压抑的感怀都要败了给她。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也是，开拍之前周迅就去湖南乡下待着，吃饭，聊天，都在那个语境中。先在戏里活一遍，这些戏就都被她演活了。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能够把角色一个接一个演活的周迅，对于角色最强烈的情绪，有着敏感异常的知觉。再度与李少红合作的《恋爱中的宝贝》，叫她塑造了一个染上「假孕」心病的女孩，几次或歇斯底里，或满口胡言的神经压迫，是周迅挑战演技，并把角色痛感精准传给观众的又一次成功试验。

《恋爱中的宝贝》

观众很快就会意识到，从电视剧《大明宫词》到电影《夜宴》，能够说出「太平像一句惊叹，青女像一个呼吸」的周迅，早已不再是个只能「言听计从」的演员了，她洞悉了自己的「灵性」，善用了这难能可贵的天赋，于是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类角色当中，赋予她们灵魂，更赋予她们与观众之间微妙的共振。

《夜宴》

时间再往后拨一点，中国电影产业的腾飞，复兴了国产片的多元化与主流化。周迅自是顺着这股东风，投身到各式各样的主流商业电影制作中。歌舞片《如果·爱》、爱情片《李米的猜想》、奇幻片《画皮》、谍战片《风声》等等电影一字排开，周迅顺利地从各式「边缘少女」「古怪女孩」过渡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女性角色上。

《如果·爱》

《李米的猜想》击中了很多人心头最柔软处。当找了失踪男友四年，他最终出现在摄影机里时，李米隔着银幕，从喜悦，到羞涩，到惊诧，到失望，到悲伤，就这样一气呵成地流泻在眼眸与嘴角，仿佛时光坍缩为这短暂分秒的阴晴圆缺，等最后几滴泪无声落下，有很多自知的冷暖已经失去了与外人道的必要。这一段，当真叫人百感交集得对周迅动了无限怜惜。

《李米的猜想》

能让人动情如此的角色不少，周迅太懂得钻入人物深层内心，在那里点着一把火，令观众一同感知炽烈激荡的情绪了。这是一种印记鲜明的周迅式表演输出，是在更大层面上对角色的把控，对观众的投射。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很难再用狭隘的「灵性」来界定她了，因为她升级了「灵性」的概念，反写了一个如鱼得水的表演状态。

最近这十来年，周迅在表演之余，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介入到更广泛的社会事业中，她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首位亲善大使、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获得联合国授予的「地球卫士」奖，在环保、赈灾、关爱特殊儿童等公益事业上不遗余力。

对人世间的回馈，也给周迅带来了更为深广通达的历练，更为云淡风轻的心境，她与她的角色心中依然有火，但又有了容纳水的空间，她变得厚重了，却也更轻盈了。她在表演时，愈发掌握了气定神闲的胜算，这种状态，是有让人如沐春风的本事的。

许鞍华就称赞她「很有性格」，「性格这个东西很难解释的，就是你喜欢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她动作什么的很优美。」四十出头的她在《明月几时有》里演年轻热血的斗士方兰，依然能给「赤子之心」的青春找到贴切的注解。

《明月几时有》

《红高粱》同样如此，让她从九儿少年时演起，并没有什么违和。这总让人感叹周迅身上经久不散的精灵气质。

《红高粱》

但当然，角色越是有纵深感，越是显得出周迅功底的炉火纯青。《如懿传》最精妙的地方，莫不是曾经一颗痴心蜜意被囫囵揉碎，最终再无明光。最记得大限将至之前，她只是在庭院里摇着扇，看着天，与容佩闲话几句，神情闪过一切如烟的无谓，浮起了一个笑，就在回忆中沉沉睡去，再不复醒。周迅实在演透了那种闲淡，那种心如死灰却又豁然开朗的自得。

《如懿传》

天赋、经验与自我的严丝合缝，大抵如此。一位演员最理想的表演状态，周迅在四十岁时已经达到了。

2.演员生涯的「第十一回」

然而，大多数演员终身不可求得的所谓完美和圆满的状态，对周迅来说，也只是用来继续打破和超越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片《第十一回》或许是她演员生涯后半程的一个起点。

她把自己的整个身躯和灵魂都没入这部影片，然后浮起一个「金财铃」来，泼掉了我们之前对周迅的所有印象。

大银幕上的这个女人，素着一张脸，肿着一只眼，披着艳俗宽身的衣服，叨着粗糙生冷的话术，仿佛不过是借了周迅的一张「画皮」，形像了，但神不像。

这番脱胎换骨，少说也有五个方面，能让我们看到周迅对完美自我的颠覆。

其一，演悍妇。金财铃的人设就是悍妇一个。第一幕戏，她在吃饭时把丈夫马福礼（陈建斌饰）训得头头是道，「人家话剧团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但「自由」只属于外人，在她金财铃掌管的家里，老实巴交的马福礼并不享有。于是，当他说不上被谁打了，她就会依照惯例让他跪在沙发上接受体罚。更「悍」的地方，是一通电话打来，单凭那呼吸声，就可以让马福礼迅速招供。

莫说不怒自威的「悍妇」，单是「悍妇」，就跟周迅的形象气质完全没有交集。但她拿捏得来，下手就见起风，张嘴就是屁话，粗俗得来，却又带了点周迅式的涵养，所以金财铃很少扯开嗓门吼，也并非得理不饶人，她「悍」得挺有道理，也挺有立场，看久了，会觉得这「悍」实质上承载着生活琐屑对人的磨损与改造。

换句话说，金财铃与周迅之间的差距，浸泡着许多普通主妇的辛酸泪。人在那样忙碌却清贫的环境里，就像油锅里的油条，很快就酥软滑腻了。这样的女人带着疲态来「悍」，天然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难堪。周迅抓住了这种捉襟见肘的粗糙与尴尬，贡献出一个中国电影里还没见过的悍妇形象。

其二，演母亲。周迅当然演过几次母亲，不过只是在电视剧《如懿传》《不完美的她》、短片《女儿》等少数作品里。这次她演的母亲，女儿已经成年，双方的对抗就令意义很不同了。中年母亲身上是掩饰不了的岁月痕迹，这痕迹外化为面相的松弛，神色的衰老，以及挥之不去的疲倦、强打精神的无奈，很多女演员恐怕都会望而却步。

《不完美的她》

如此一个「老妈子」，周迅竟然也演，而且演得不加粉饰。须知这些年来，浑然天成的「少女感」「灵气」这些冻龄特质，一直在延长她诠释年轻角色的演员寿命。那金财铃这个人物，多少有点堵截她重返少女路数的意思，可以说，周迅像是在用这个角色，与一个阶段告别。但我更愿意相信的可能是，能够熟练驾驭人生各种层次的周迅，既然习惯得了形象颠覆，就有本事一次次实现转身。

这种不打安全牌的叛逆，又把她跟饰演女儿金多多的窦靖童给牵连起来。窦靖童的酷劲，说白了也是对常规的鄙夷，对未知的欢迎，对代价的无惧，这多么像十几岁就一意闯荡北京的周迅。

骨子里相似的人演一对母女，戏里戏外就构成了互文，彼此针锋相对而又惺惺相惜的平衡感，也就格外有看头。饭桌上金财铃一句狠话扫过去，金多多一个饭碗扣下来，口舌与拳脚的争执就有了势能差，要等金财铃一记耳光与金多多一勾眼神的交锋，才算势均力敌。

这样自认为看得清的母亲，强硬地要「替」似乎看不清的女儿「当母亲」，这就戳破了母女关系的悲剧性，同时，赋予了日常惨淡一个触底反弹的可能。

在反弹之前，金财铃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在惨淡着，但就像万千同类，她把负面情绪揉到了家务事里，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好好表达的本能。

其三，演多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周迅，这次演的是一个浑身烟火气的主妇。她很娴熟地在大排档炸油条，在厨房里做饭，很自然地坐在电动小三轮上，或是挺着肚子跟邻里打交道，整个人都泡在那世俗的日常里了。吃饭时筷子掉地上了，她自个儿捡起来，用手反复地擦，方才察觉女儿堕胎的惊诧、恼羞甚至释怀说不出口，便都化作对待筷子的力道，一搓一拧，全是无比生活化的处理。

不只是这些持家营生的工作，她对一家三口的操持还在着装打扮上。她是不甘于平凡的，但是视野格局摆在这，节俭操持的性子就让她在地摊货中寻找名牌的替代品。尤其是马福礼，被捯饬着穿上土潮的山寨货，被屁哥（贾冰饰）一比，尤其显出大俗的寒碜。这反差的寒碜，又是金财铃无从感知却又极力掩饰的，她只求全家人威威风风齐齐整整地穿洞洞鞋，做比邻居高半等的人物，一旦看到金多多舍弃了这身装扮，就能嗅到避无可避的家庭变动。

周迅就用这种生活敏感性，赐予金财铃粗中有细的血肉。也由此，放下自我的她，整个人藏到了普通的家庭主妇体内，不再任由自己强大的个人气场，把观众的注意力锁定在自身。她与那个小村镇，那个小家庭，很贴切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比以往更加强大的适配性。

这适配性，又让她跟这部荒诞喜剧相互成全，这就是她的第四个突破点。喜剧她当然演过几部，比如《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早更女友》这些都市喜剧，是以乖张、闹腾的表现形式为主的。但整体上，她涉足更多的还是正剧，走入这部没那么多商业气息的荒诞喜剧，呈现黑色幽默就不能倚赖刻意的搞笑。

《撒娇女人最好命》

周迅倚赖的是反差，是出人意表。金财铃的形象给了她一套做「悍妇」的铠甲，她就能在台词、动作上叠加不同以往的表达。特别是，谁能想象身形娇小的周公子会手抄笤帚，把牛高马大的马福礼打得吱哇乱叫呢？谁又能想象自带「高冷」气质的她还会挺着枕头肚子，到舞台上「三俗」地顶撞胡昆汀（大鹏饰）呢？

想象不到就对了，就表示桥段依然新鲜，演员跟演员的对手戏仍有互相激发的空间。在这样的故事里，个人气质与角色设定之间的距离越远，给观众传递的喜感就越大。周迅的挑战，就是在不断加码。

同一个时空存在那么多喜剧、相声演员，她又能以不相同的姿态，跟他们之间构成错落有致的喜剧效果。比如牛犇，演员与角色的属性都是火热的，跟周迅与金财铃刚好相反，但是二人的对手戏也特别合拍，周迅是顺着对方的反应去反应的，别人外放一步，她就内收一步，等对方需要她的热烈时，再增加语气、眼神与体态的温度，像是融冰，但是自己把握着尺度与速率，要极其经验老道，才能控场，不致于造成不协调的观感。

其五，这也是为什么在如此一个舞台化的故事里，她这个原本就是为摄影机而生的演员，也能够浑然自若。舞台是需要夸大的，张扬的，上了台，周迅就有了台上的样子，动作是剧烈的，主动的，语气是撒泼的，顿挫的，旁人把质疑、反攻抛过来，她就一一借力打力，承担得了那份聚焦。

下了台，她就藏到生活流中，用微表情来传情达意，把一个个特写扛下来。在第十回末尾，明知小马被流掉了，她也还是对着马福礼的幸福畅想强颜欢笑，笑着笑着，把自己的心情给笑了上去，一曲《甜蜜蜜》定格了这个笑容，被生活碾压过的人，也许都能读懂当中的疼痛、温存以及坚韧。

能在一部戏里无缝对接两种表演风格，周迅做到了。

我们都知道，演员是一个限制很大、非常被动的职业。在内，外形、年龄、性格、气质全都是制约，很多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并非因为经验或演技的匮缺。在外，讲究的是机遇，而机遇关乎市场环境、人脉、观众缘等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演员能够选择的空间非常小。对绝大多数演员而言，可以做到顺势而为，甚至把握潮流变动、钓出潜在机遇，都已经算是难得了。

周迅的了不起就在于，她不仅拥有超凡的天赋，并且能将其运用到极致，成就演艺事业的辉煌，更是能够突破各种先天条件和规定戏路的限制，超水准完成很多我们认为她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她可以呢？

如果说演员的身份是一个形状固定、边界有限的容器，「周迅」是一个被各种标签框定的载体，那么，周迅作为一个真实面对自己、勇敢探索生活的人，每一次拍戏，就是在试图覆盖之前的痕迹，破除那个容器的束缚。

这种表演上的「越界」，愈过火，愈叫人上瘾。但是，中年女演员接戏难始终是一个行业的宏观问题，就如秦昊透露过的，就连周迅，一年也碰不到几个合适的好剧本。

不合适，那就将它变得合适，演员要学会把自己的路走宽。经此一役，周迅何止多了五条戏路。

问题又不止在剧本，演员人设的老本会被耗光，表演运用的灵气也会见底，唯独真实生活，以及活生生的人是没有边界的。对「自由」充满渴望的周迅，一直在策马奔腾，等她千山万水踏遍，依然能找到下一个高山远水。

陈建斌评论周迅，「就好像一瓶度数非常高的酒，一瓶陈酿，你必须把这跟好酒的人分享，你会知道演员身上蕴藏的醉人的魅力。」只消醉过这一回，谁又舍得酒醒？

讲讲这两个男人吧，马福礼和胡昆汀，摘下面具后的恐惧和空虚。 不过讲这两个男人之前，要先讲一下另一个男人，李建设。 30年前，李建设是拖拉机手，和赵凤霞青梅竹马，可惜兰因絮果，命运弄人，赵凤霞嫁给了马福礼。 李建设思念成疾，在拖拉机下面的零件上，刻下了李建设、赵凤霞结婚证几个字，海誓山盟，并发誓终生不娶。 一次，马福礼、李建设、赵凤霞三个人一起外出，拖拉机坏了，李建设和赵凤霞去修拖拉机，两个看见拖拉机下面刻着的海誓山盟，于是激情翻涌，当场便脱了裤子偷情。 不料拖拉机溜滑，二人惨死，成了亡命鸳鸯。 马福礼下车一看二人脱了裤子，一时恼怒，就告诉警察，是他故意杀人的，以此保全面子。 李建设和赵凤霞如此相爱，只因为父母媒人，只因为社会风气和舆论，所以不敢在一起。他们是被束缚的人。 而在拖拉机下，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爱情和激情冲破了种种束缚，他们在死前，做了自己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死得其所。 我在知乎看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退出学生会的时候，学生会干部勒令要写一万字的退会申请，怎么办？ 绝大多数回答都在说，写个屁，学生会就是个屁。 然而，学生会这样的社会属性，却也让一些大学生不敢违抗。 到底有多少人，是唯唯诺诺，畏畏缩缩，不敢活出自我的呢？ 马福礼和胡昆汀，这两个人都是。 马福礼，30年前被戴了绿帽子，光天化日之下，在山路上，老婆和李建设就敢没穿裤子偷情。 为了保全面子，马福礼撒谎说人是他杀的，因此坐牢15年。 然而根据邻居大爷观察，马福礼一直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只因为所谓面子，就去坐牢15年，这是一只本末倒置的荒谬，荒诞中好像合乎情理，情理中又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30年后，这个案子要被翻拍成话剧。 拍成话剧，公演，马福礼杀人犯但名声就要传出去了。 因此，要不要翻案，要不要背上杀人犯的名声，又一次开始烦恼马福礼。 马福礼去请教律师和屁哥。 律师说要，为了做人的尊严，为了社会的真相。 屁哥说不要， 因为佛说的虚无，因果，放下； 因为基督说赎罪，忍耐，克己。 但是屁哥的毒鸡汤是为了保全自己哥哥李建设的名声。 后来这部话剧，落在导演，团长，屁哥（商人，私人相关），市领导（权力，私人相关）这些大人物手里，马福礼作为当事人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 马福礼作为当事人，被杀人犯、丈夫、继父等等身份牵制。 在尊严、真相、解脱、赎罪、责任里徘徊。 在翻案或者不翻案之间挣扎。 最后小贾说他冒犯了演员的自我和艺术。 于是这件事传在网上，他又成为众矢之的，要为网络和网民负责。 男人的脸面、父亲的责任、做人的尊严、社会的真相、大人物的角逐玩弄，而且还冒犯了艺术，得罪了网上千千万万的网民。 马福礼，福是个人的幸福，礼是社会的规则和束缚。 说来说去，唯独没有马福礼的自我，只有马福礼的社会属性。 没有马福礼a，只有马福礼b。 无奈之下，马福礼经过屁哥点通，明白了人首先是个自然人，其次才是社会人。 人死了就是一张纸，有了这张纸就没有了社会关系，就可以离开社会。离开了社会，就能对女儿负责。对女儿负责，就可以换来家庭的幸福。 这家庭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是马福礼a的自我追求，才是人的实在。 导演胡昆汀，想要三件事。 要搞出好艺术，要做导演出名，还要跟女演员谈恋爱。 既要、又要、还要，三件事缺一不可，可惜三件事他一样都得不到，因为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人在面对真相和虚无的时候，会有一种失去了群体保护的孤独感和不安感，如果一个人缺失对自我探索的力量，缺少面对虚无的勇气，就无法填补摘下面具后的空虚和恐惧。 人们靠着把自我隐匿然后消失在自我之外而存在，所以，必须永远戴着一副假模假样的面具生活。 而戴着面具的人，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 胡昆汀一出场，趴在地上导戏，特别专业，特别投入，好像是为了艺术痴狂的才子。张口闭口引经据典，随时准备为艺术献身。 可惜，这夸张的痴狂的艺术的导演，只是胡昆汀的一张皮。而且还是一张不怎么结实的皮儿。 拍戏的时候，导演才有权力喊停，然而这部戏一半的笑点，都来自于无论是谁，都有权力喊停。 马福礼说自己是当事人，喊停。 屁哥说你们不能侮辱我死去的哥哥，喊停。 屁哥给团长20万改戏，团长也开始喊停。 看门大爷苟也武说，导演和女演员搞破鞋，喊停。 市领导说这部戏侮辱了调查真相的师父，喊停。再改。 演员说导演不行，假模假样，水平不够，天天改戏，还想跟女演员睡觉，不拍了，喊停。 马福礼的老婆说剧组污蔑了马福礼的名声，喊停。 胡昆汀披着导演和艺术的皮，却是个人尽可欺的loser 导演这张面具，丢了。 要搞艺术，谁来了都能改戏，忍气吞声的改，戏却停拍了，演员跑了，没办法。 舔着脸去跟演员喝酒，罚酒，道歉，认错。 满嘴高雅的引经据典的台词，变成了哥俩好，么么哒，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以前都是装逼的，只要你们回来拍戏，我就是孙子。 到此，文人墨客的清高，文化，素养，艺术，这张面具也丢了。 导演的地位、艺术的清高丢了，爱情呢？ 为了戏能拍下去，为了不被举报出轨搞破鞋，于是改口说自己不喜欢小贾。 爱情也丢了。 我只是想拍戏，我到底冒犯了谁？ 我已经把灵魂给了你，为什么你还要夺走我的名字？ 原本躲在导演、艺术、爱情后面的胡昆汀，在丢失了三张面具之后，彻底迷失了自我。 而且还被原配老婆叫人来打了一顿。 到最后，是勇敢的小贾找来了拖拉机，并找到当年的真相，找到了李建设和赵凤霞偷亲的理由，找到了他们隐藏的自我，真我，实我。 于是胡昆汀才得到了救赎，他放弃了导演的署名，抱着信念和小贾演了一场戏，在戏里，他即是他的本我胡昆汀，又是演员的第二本我李建设，最后他找到了艺术，也找到了爱情，放弃了车和房子，放弃了导演和事业，离婚和小贾私奔了。 这才是胡昆汀，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才是他的实在，他的追求。 世界是嘈杂的，一件事，一件历史，当事人说不出口，外人七嘴八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偏见去发表意见，去更改事实。 就好像马福礼和老婆去买枕头，无论怎么和主持人解释，主持人也不明白，枕头就是小马。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有些真相，不足以外人道。真相不重要，自我才重要。别人怎么看怎么误会不重要，因为误会是必然的，自己幸福最重要。 这个社会有时候是残忍的，多多怀孕，打胎，被渣男抛弃，多多的所谓朋友还在欺负她，霸凌她，嘲笑她。社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在社会中迷失自我，只有脱离了社会才找到真正的自己。 笛卡尔说，征服你自己，而不要征服世界。只有摘下面具的那个你，才是真的你。 在对社会负责的前提下，应该和自己和解，从压力中从虚伪的面具中走出来。 很多男人其实也是弱势群体，他们一辈子被责任、竞争、工作、面子、权力、金钱、身份、舆论所束缚，他们委曲求全，没有自己的快乐，没有自己的追求。 有多少男人，在回家之前躲在车里，楼道里，静静的发呆，抽一根烟，喝一杯酒？ 因为只有这个片刻，男人不是学生，不是工人，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不是任何人，只是他自己。 然而片刻过后，生活如潮水般继续。 但是，生活在没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只有你选择了要过哪种生活，生活才开始被你填充。你需要的重新找到自己，并理解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你挣脱不开，那就是你自己。 佛祖帮不了你，基督帮不了你，做人的尊严和社会的真相，都无益于你，别人的看法和你伪装的面具，都是一种表演而已。 要获得幸福，只有靠你自己。 藏在面具后面的你，有没有能力面对自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呢？ 以上，是对《第十一回》中，两个男人摘掉面具，找回自我，追求幸福的解读。 其实这部电影内容非常饱满，3个女主也很有趣！配角也很有趣！很多细节印象深刻、很多台词也非常值得回味！！ 有空再把女主角、配角、细节和台词，挨个深入解读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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