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子疑云

翻譯／SAMMAX
Sight & Sound九月號封面有個醒目的標題：「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當今美國最偉大的導演？」，就創作的質和量來看，或許把這個稱號頒給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會更恰當一些，但是從攝影機之前到攝影機之後，相信沒有人比克林伊斯威特走得更風光精采。

在《陌生的孩子》(Changeling, 2008)上映之際，讓我們來看看這位大家熟悉的銀幕硬漢對他自己的導演風格和演藝生涯有什麼樣的看法。

S&S：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曾暗示說你的作品看起來越來越接近霍華霍克斯(Howard Hawks)的電影；他的片子都是對人際關係、地方、氛圍等等比較有興趣，而不是情節。

CE：嗯，我愛霍克斯；我們總是對他影片中的人物感到有興趣。還有他電影的步調──《小報妙冤家》(His Girl Friday, 1940)──他是怎麼做到的？不過我猜是因為他有卡萊葛倫(Cary Grant)和羅莎琳羅素(Rosalind Russell)，這兩位演員都受過訓練才會說的那麼快的。反之，現在的演員都嘗試要真實一點。在當時演員講話真的都像連珠砲一樣。

S&S：你會給演員很多指導嗎？

CE：我試著用我喜歡被指導的方式去指導演員。身為一個演員，我喜歡展現我可以做什麼，如果有哪裡出錯了你再告訴我這樣子。所以在導戲的時候我喜歡看演員發揮。有時候我會說步調或是哪裡不太對，我們再照著調整。我們也可以談談。在《陌生的孩子》，我給他們一些關於真實事件的東西，然後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有很多電影角色的台詞就是當時人們真的說過的話。拍《神秘河流》(Mystic River, 2003)的時候，演員說想要排演，我就說去吧。他們不想更動劇本寫的角色性格，我也不在意。

S&S：《陌生的孩子》花了42天拍攝，這對一部大時代電影來說算快了。你仍舊比較喜歡迅速完成工作嗎？

CE：我喜歡把事情推著走，所有我過去成長時期喜歡的導演似乎都像這樣，不過我只有跟其中幾個人一起工作過，例如Stuart Heisler在晚年執導了幾集《Rawhide》(譯註1)。我曾經在威廉惠曼(William A. Wellman)的影片中擔任過小角色；他就把事情推動的相當快。我猜約翰福特(John Ford)和霍克斯也是這樣做的。

S&S：我曾跟一名導演聊天，他把你拍攝的要素和福特的相比。

CE：依照今天的標準來看，福特並沒有拍出很多令人驚奇的鏡頭，但像在《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 1946)裡，他讓亨利方達(Henry Fonda)翹著腳坐在門廊上，或是在《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中，約翰韋恩(John Wayne)步出門外，走向大草原；這樣單一一個鏡頭就讓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真的成就了整場戲。現在則是會傾向剪成六、七個鏡頭，而不是只呈現一幅靜止的肖像讓你可以去凝視它，像是在看Velázquez(譯註2)或誰的美麗畫作一樣。

並沒有特別哪一位導演是我刻意去追隨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曾在Merv Griffin的節目上說過他很喜歡《西部執法者》(The Outlaw Josey Wales, 1976)，因為那片讓他想起霍克斯的片子，而威爾斯他是很喜歡霍克斯的。有個來自不同年代的電影工作者在看你的東西真的很棒。

S&S：從《菜鳥帕克》(Bird, 1988)開始，你很多片看起來都比別人黑暗很多，為什麼？

CE：很多其實是片子故事本身就滿黑暗的，例如像是《來自硫磺島的信》(Letters From Iwo Jima, 2006)，裡頭講到人們在地下坑道裡活的像畜生一樣。不過這也是我看事情的方式──以一種黑色電影風格的方式──我認為是這樣啦！我跟攝影指導的工作關係非常密切，我常常會說「燈光太亮了！」，因為我只是要一個大概，不希望把一切都看的很清楚。觀眾會自己補完他們所看到的。在以前有一種小小的、特別的燈光會打在角色的眼睛上，但是有時候你不想看到眼睛。重點是在看電影而不是電影在看你，觀眾必須進到電影，成為其中一份子。這跟演戲是同樣的意思，我看過很多演員把自己整個丟給觀眾，反之，你必須要靠近觀眾一點，把自己擺到觀眾之中，這樣才能拍出一部比較有深度的電影。

S&S：當你是演員的時候，你的作品總是有些約束，現在你的執導手法裡面也有同樣的東西在。

CE：我喜歡觀眾和我一道去走一段旅程，如果他們不想的話，我不會去求他們。假如觀眾不喜歡你提供的旅程的話，他們可以去旁邊看看有什麼其他的。

在《西部執法者》的結尾，我所扮演的角色在旭日東昇之際騎馬離去。我的剪接師希望說，把他的同伴環繞在他身旁這樣的一個影像疊印到他身上，如此一來觀眾就會知道他是要回到同伴身旁。我則是說不、不，我們不需要這個，觀眾知道他最後會回到老奶奶、女孩、印地安人和其他人的身邊，觀眾會知道這個結果，因為這是他們所期盼的。如果他們不希望這樣其實也不會有什麼關係！

我是聽收音機長大的；你會在腦中看見你所聽到的。之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小時候聽到的劇集，不過還是覺得廣播劇比較有趣，因為藉由那個我們可以自己創造影像，而這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

譯註1：《Rawhide》是一部從1959年至1966年的西部電視影集，克林伊斯威特就是從這個劇集開始發跡的。

譯註2：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西班牙宮廷畫家，以肖像畫聞名於世，最著名的一幅畫作為〈侍女圖〉(Las Meninas, 1656)。

    昨天看过了伊特斯伍德的《换子疑云》，让我想起了很多名字，有李扬，有李树芬、刘亚玲、熊灿辉，有刀客，有夜幕下的哈尔滨，还有很多很多无力的人群，包括我自己。

    影片的结局除了朱莉那不停地寻找不值一提，正义战胜邪恶，那是为了观众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看到那些难堪的、随时可以再发生的或者可以是正在发生的残酷历史。

    有人说，导演是抄袭的中国的真实故事，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一件事，放在中国根本就是不值一提，也不会引起媒体的重视，要知道，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媒体，或者说，中国的媒体还没有担当媒体责任的能力，不是传媒人不努力，而是先天的残疾，一开始就被阉割了，从新闻课程的学习，到新闻业务的实践，都是一群傻逼糊弄着你，让你变成傻逼之一，当你回过头来时，想不傻逼都困难，你说哪里最傻逼，第一：央视；第二：新华社。这两个地方的传媒人最无奈、最没有社会良知，有良知他她也呆不下去。当然，他们也许很有能力，有优秀，但是当一把刀，它刀刃不锋利，再漂亮也没用。

    回到《换子疑云》上来，先说朱莉的演技很令我折服，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内大牌演员可以做到的，那种真切，那种痛苦，没有经历是表演不出来的。这部片子里，她让我忘记了皮特，忘记了《古墓丽影》，她在这里，只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坚强的母亲。

    刚才说到如果换子事件发生在中国不值一提，为何？君不见，多少儿童累死在黑暗的山西煤矿里，多少少女被拐卖到深深的大山里，但是高级领导只是一个“道歉”，就可以了事，甚至有些时候不用道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矿难儿童的事，还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肾结石的婴儿，国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因为这是一个曾历经苦难的民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富起来，他们怕失去。

    说实话，虽然电影技法差了点，李扬却比伊特十伍德要勇敢，要动心魄，但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人根本不用去看什么电影，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大舞台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好戏”，有着无数朱莉这样的母亲，她们也许没有她那么漂亮、性感，但是却和她一样有着做母亲的责任感与勇气。

    为纳粹呼喊过得著名导演伯格曼曾经这样说，“我们从没有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死的。”而我们的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受害的可能是“她”，但明天就有可能是你。不要指望什么外力来帮助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助自己，什么可以推到罪恶，只有千千万万的你。

翻譯／SAMMAX
S&S：你感覺不受類型的限制。你不怕打破常規，但也不會做的太過火。你覺得這跟現在其他的導演有不同嗎？

CE：我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我不喜歡太深入去觀看，因為這樣表示我沒有看到外在的東西。不過我可能是真的受到舊傳統的影響比較大。現在拍電影很多都是關於剛剛發生的外在事物，是些一時的流行。為了要拍《神秘河流》和《登峰造擊》(Million Dollar Baby, 2004)，我必須得卑躬屈膝，因為根本沒人想要拍。我拿著《神秘河流》的案子給我認識的人，但是連華納(Warner Bro.)都說「這太黑暗了。」。下一次我帶《登峰造擊》去找他們；「一個女人在打拳擊！沒人要看這種東西！」。所以我跑去找環球(Universal)，他們說：「我們已經有拳擊片了。」，我說：「這不是拳擊片，只是背景是這樣設定而已。這是一個關於父女之愛的故事。」。然後華納回頭說：「我們不希望你到別的地方去拍，但是你可以在資金嚴格控管的情況下完成嗎？」，於是我就跟他們說這片不會花費很大，而且我會像在拍《迷霧追魂》(Play Misty for Me, 1971)那時候一樣不拿錢；如果片子有賺錢再付給我一定比例的錢，假設沒有的話我沒差。這跟38年前一樣。無論如何，片子一開始進展的很緩慢，但之後就很順利了，所以說我們是正好在那個時機點上。我想我們很可能會出錯，不過至少我們拍這片不是因為這是流行的一部分，或者是因為有別的片廠在對街拍類似的東西。你必須要去做你想要做的。我們在拍《殺無赦》(Unforgiven, 1992)的時候是西部片沉寂的年代，但是我說：「這是一個特別的故事，它會有它獨一無二的特質。」。你必須依照你所相信的往前走。

S&S：從《迷霧追魂》和《春花秋月未了情》(Breezy, 1973)，到《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5)與《陌生的孩子》，你不少影片都有堅強的女性角色。

CE：拍《麥迪遜之橋》是個有趣的經驗。有個朋友叫我去看那本小說，因為她覺得我很像裡頭的角色。當我讀了以後，我認為有太多陳腔濫調了，但同時我又覺得有些東西有點意思。在以前那種哭哭啼啼的電影；例如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的片子裡，常常會有一個人身患疾病或是深懷苦惱，但是這裡完全沒有。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生活苦悶的女人找到了一點刺激。小說是著重在男人的故事，但我們拍的比較像是女人的，因為她才是那個進退兩難的人：要離開她的家庭或是留下來。

S&S：大家都很驚訝你會去拍《麥迪遜之橋》，不過其實你從《春花秋月未了情》開始，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不斷地讓大家感到訝異。

CE：嗯，甚至當我把《迷霧追魂》的案子拿給環球──他們有版權只是把它束之高閣──製作人Jennings Lang說：「誰要看克林伊斯威特演DJ啊！」，我說：「你或許說的沒錯，但是這是個不錯的角色，而且影片裡面有一些關於跟蹤狂的心理，還有愛情關係中對彼此意圖的誤解，這很有意思。你要我做什麼？再十部西部片嗎？」。假如我停留在讓我出名的類型上，我今天就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了。拍三部同類型的影片還可以，拍了七片的話這就是全部你能拍的了。在坎城的記者會上，他們問說我是否會再扮演一回警探哈利(Dirty Harry)，我說：「在77歲的時候？他們會把你扔出警察局的！」。《緊急追捕令》(Dirty Harry, 1971)系列是還滿好玩的，假使我說要再拍續集，華納大概會說：「好啊！上吧，這是支票。」。可是我不想就只是拿支票而已，我想要做一些適合我的，而不是做一些可笑的事。

S&S：你最近拍了不少片。

CE：對，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神秘河流》的話，是因為我看到了書評，所以我找了小說來讀，然後我們就直接開始動工了。《登峰造擊》事實上是在拍攝四年前就給我了，不過當時我正在忙別的事情，所以這片其實是有點水到渠成的。《來自硫磺島的信》是另外一個例子，當時我們正在準備《硫磺島的英雄們》(Flags of Our Fathers, 2006)，在一次與製片Rob Lorenz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聚會中，我剛好說到：「我有在想其他的事，是關於一個日本將軍……」，之後就有一個朋友寄了一本關於那個將軍的書給我。關於硫磺島上的日本資料非常少──原因很明顯──但是我們有了相關資料，我也找了位女士來寫，她看了戰後的相關文章然後把故事拼湊出來。我拿到她的劇本之時我們正在冰島拍《硫磺島的英雄們》，所以我必須在週末趕工，這樣一來，當我們進行的時候，有了雙方的故事，我就有個整體的畫面了。

S&S：你現在算是在做任何你想做的，你會回想當初在環球和雷電華(RKO)扮演一些小角色的日子，然後納悶自己是怎麼達到今天的位置嗎？

CE：喔，會啊。當我在拍《Rawhide》的時候我曾想：「假如這就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工作該怎麼辦？」，這是演員的悲哀：每件工作都是你的最後一件。我在那個系列賺了不少錢，可是我花得很慢，因為我覺得我大概會有一陣子沒有工作。但我還是順從直覺，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黑澤明和《大鏢客》(Yojimbo, 1961)，這把我帶到了《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 1964)還有薩吉歐里昂(Sergio Leone)面前。當我回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個導演提出了一個計畫，這就讓我遇見了唐席格(Don Siegel)。一件事碰巧帶出另一件事來，我並不是事先有什麼偉大的計畫。

S&S：你會後悔沒有讓你的政治事業更進一步發展嗎？

CE：完全不會。我一直都只有做一任的想法。當時我和一群人在喝酒，試著去找出解決Carmel(譯註3)行政管理的方法，有一個人就建議我去做一任看看。市議員的任期是四年，市長則是兩年，所以我說：「市長的任期比較短，我可以去做。」。在那段期間我還是拍了《菜鳥帕克》和《魔鬼士官長》(Heartbreak Ridge, 1986)，我只是在那兩年有另外一份工作而已。

S&S：你的生涯還有什麼沒有完成的目標或是遺憾的事嗎？

CE：似乎沒有。除了說我一直都很喜歡音樂，我希望在小時候能夠多訓練和多玩一點。不過當時的環境並不好，所以我現在在弄音樂。我有寫也有玩一些東西，這純粹是我的樂趣，我非常享受做這些事情。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有些技巧，如果我勤加磨練的話，現在不知道能夠到什麼境界？Nathan Hale(譯註4)曾說：「我惟一的遺憾是我祇有一條生命能夠奉獻給我的國家。」。嗯，我會說我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條生命可以奉獻給我自己！不過這都只是幻想而已，因為你沒有相對的知識的話你不會去做那些其他的事。回首過往，你幻想：「天啊，如果我六歲──或是二十歲或者隨便幾歲──就知道的話，我現在懂得可多了！」，但是你在某個年歲就只會知道某些事情，而且你是持續地在學習和改變，這樣很好，這會驅使你往前。如果你覺得沒有東西可以吸收了，你的腦筋就衰老了。看看奧利維拉(Manoel de Oliveira)吧，他已經一百歲了但看起來像是個六十歲的人！他到底是有什麼基因啊？我在向他致敬的場合遇見他的時候，我好像問說：「先生，請問你都是吃什麼？你是喝什麼牌子的威士忌？」


譯註3：Carmel-by-the-Sea，簡稱Carmel，位於加州沿海的小鎮，美景迷人，有許多藝術工作者居住在此。

譯註4：美國革命英雄，為美軍的間諜，在被英軍處刑前留下傳世名言：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give my country.

    关于《调包婴儿》，网上有关于其译名的很多讨论，总之感觉无论“调包婴儿”，“换子疑云”都不太贴切，我倒是对名字无所谓，反正一看是伊斯特伍德的片子，我管他叫啥，都铁定要看。倒是看完本片，再看看英文名感觉有些意思，“Changeling”，字典上说有“低能儿”的意思，本片倒是看不出这点，我把“ling”去掉后，剩下的“Change”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基调，本片就是部关于改变的电影，一个孩子的失踪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改变着一个城市的政治生态，再加上最后面的“ing”，本片中的改变也确实是个“正在进行”的过程，特别对于那位母亲，生活不断的发生变数，唯一不变的是她对孩子的爱。

    安吉莉娜朱莉扮演的母亲在片中历经生活变数，想必也是百感交集，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事业上干练的单色母亲形象。我想，曾经，她也一定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中，直到怀孕，直到男方离去，对一个女人来说，单身母亲无疑是一个生活中重要的变故。孩子的失踪是当头一棒，她在焦灼中等待，而突然听到孩子回来的消息，仿佛又是一个喜人的变化，却不想是一次伴随更沉重打击的变化，归来的孩子不是亲身的，她抗争，她控诉，面对一个腐败的治安机关，她显的那么弱小。她又很强大，哪怕名誉被恶意破坏，哪怕在精神病院被百般折磨，她都坚强的抗争，或许她也没想到这抗争竟然带来了一个城市政治系统的巨大变化。

    本片的背景是1928年的洛衫机，在很多电影作品中，都有描述那个城市司法系统腐败的情节，而那一时期，正值“柯立芝繁荣”，表面的浮华很容易遮蔽实际上的政坛的系统性腐败。官员贪污，相互包庇，推诿责任，滥用职权，而本片对此表现的淋漓尽致，冷静却很残酷，而当一切不公都投射到一个母亲身上时，公众的愤怒可想而知。作为自建国起就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美国，它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虽然政坛腐败不堪，但是在言论自由下，媒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而司法制度的大框架仍然没有被破坏，富于良知的律师仍然可以仗义执言；在宗教信仰下形成的公民自治和社区系统仍然有条不紊的运转，所以才有那位牧师执着的揭露官员腐败，并帮助可怜的母亲；更重要的是，长期自由民主理念熏陶下的民众，为了自己居住城市的宁静与公正，最后走上街头，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母亲呼吁公正。这一切的不变，引发了巨大的变化，黑心警察被处分，昏庸的官员被公民抛弃，而制度上也更完善，保证了不会再有很多公民被不明不白的扔进精神病院。正是很多不变的价值观的坚持，让社会至少不会变得更糟，或许会有乌云满天的晦暗，但总有云开日出的变天。

    过去看过一部名为《死亡女孩》的电影，剧情是一具少女尸体引发的几个家庭的变化，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家庭，姐妹俩的姐姐几年前失踪，母亲执着的要寻找到她，而妹妹却希望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家庭不要因此始终处于阴郁的气氛中。所以，当听说有个少女尸体被发现，并被证明很可能是她姐姐时，她有些悲痛，同时又松口气，而当最终发现那尸体并不是她姐姐，她母亲重燃希望般的要继续寻找，她却嚎啕大哭，这是一种矛盾心理的挣扎，从亲人最初失踪的痛苦和希望，到终于被折磨的不堪承受，反倒希望一种石头落地的释怀，哪怕可能是最坏的消息。而这位母亲经历的是更加不堪的精神激荡，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希望燃起，又到经历政治黑幕的折磨，当得知孩子可能已经死去时，她的悲痛达到最大，也由此开始了心灵的平复和生活的重振，而之后一次次孩子可能幸存的消息都一次次改变着她平静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矛盾的不断变化，让她带着希望，而希望总能给人幸福感，而同时这希望又过于缥缈，给她又带来深深的挫折和迷茫。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从未停止寻找儿子”，而我们永远无从知晓她的孩子的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巨变。

    对我个人来说，本片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对安吉莉娜朱莉的印象，她长期以来在我眼中都是性感尤物类型，尽管多次打出要以演技服人的旗号，但是至少始终无法让我信服。本片中，本来就生为人母的她的表演让我服了，无论隐忍的坚强，还是失控的爆发，都演的真实而富于冲击力，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算是对她2008年表演的阶段性肯定，我等待着她更出色的表现。

    结合中国现实，看本片让我很有当初看那本《光荣与梦想》的感觉，总是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美国很多现象和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其中不乏阴暗和混乱。但是，当时的美国变化着，向一个更健康的社会方向发展，而我们呢？需要恐怕也是不断的变化，让社会向更公正的方向变化，起码，从细节上，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我们从中国的社会新闻已经听过不少，我们能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吗？关键是我们在采取行动引导这样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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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中，Walter的老师Fox夫人对主人公Christine Collins说：“Collins夫人，如果他真是你的儿子，我就把我的尺子给吃了！我不仅可以给出书面证明，我还可以出庭作证——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去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他那儿作证。”
　　
　　1928年美国的总统是柯立芝，一位奉行无为而治、据说在任上睡了很多觉的共和党总统。他崇尚小政府，认为联邦政府只应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同时鼓吹“地方自治”与“个人至上”。
　　
　　可即使生活在总统口中的“小政府”之下，Collins还是免不了要面对时刻在伺机自我膨胀的公共权力，还是免不了要含着泪看警官跋扈的臭脸；整个社会还是免不了要同Collins一同面对公务员的渎职、腐败、犯罪，亲见公民权利在权势面前的脆弱。
　　
　　我相信美国当时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领跑全世界，然而你看，现实还是会无情地提供无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制度“虚伪”、“可笑”的例证——从八十年前的柯立芝时代，到今天的奥巴马时代。时代在进步，可黑暗与腐败仍如影随形。
　　
　　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说，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大是小，而在于政府是否有效——可这句话不能排除人们心中对于自由与权利被侵蚀、损害的担忧，因为政府可能在一时“有效”之后又给社会与每个公民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
　　
　　不过，还好。
　　
　　毕竟1928年的洛杉矶，报纸可以登出案件的最新进展，告知公众警察之前对这起儿童失踪案的判断错误，从而迫使精神病医院放出Collins——而不是只能噤声，或者只能集体发出同一种声音，沦为政府迫害公民的帮凶。
　　
　　毕竟洛杉矶市民可以合法地、堂堂正正地在市议会门前集会、示威，给议会施加压力，让警察担心他的饭碗，让市长担心他连任竞选的选票——而不是只能做沉默的不明真相的看客。
　　
　　毕竟洛杉矶市议会真的有权，可以召开调查警局渎职、犯罪行为的听证会，代表民意提出将队长J. J. Jones永久停职、将警局局长撤职的建议，并最终促使Jones停职、局长降级——而不是，只能每年春天，在会堂里用为行政官员鼓掌的方式来醒醒瞌睡。
　　
　　毕竟还有教会这样自治的社会团体。
　　
　　毕竟还有一个打赢过四场民告官官司的律师。
　　
　　毕竟还有一个可以仰仗、信赖的相对独立的法院。
　　
　　毕竟这么一个顽固不化、不断“骚扰”警局的女人，除了行政部门，她还有议会、法院、媒体、公民团体等多种渠道供她寻求利益的伸张——她最终得到的也不是“刁民”的恶名或一张“精神病人”的病历卡，而是多数人对一个公民与母亲的尊重。
　　
　　所以，还好，洛杉矶的这个政府还不是那么招人恨。
　　
　　所以，还好，1928年美国的社会公正还不算一个笑话。
　　
　　因为有权力的分割与相互制衡，有基本公民权的保障，有相对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与大众媒介，才（起码）让公权力不至于膨胀成怪兽，（起码）让一个母亲失去孩子、被扔进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不至于化为对政府甚至社会的刻骨仇恨，而只是成就了80年后这部Emotionally gripping，sometimes disturbing的电影。艺术，总是比一把尖刀要好，不是吗？
　　
　　1928年，是Christine Collins开始执着寻找自己的孩子的第一年，也恰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一年总统大选，赫伯特·胡佛获得444张选举人票，大胜对手阿尔·史密斯，成功当选为美联邦第31任总统。
　　
　　我只是想问，我们离1928年的美国，还有多远？

       （02/14/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