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乐队

观众对于喜剧的要求往往高于其他类型片，《缝纫机乐队》是我今年喜欢的国产喜剧。国内现在的喜剧电影总是偏浮夸，而大鹏的喜剧始终都在关注平凡的小人物，落脚于现实，总能透出几分可爱与不易。

网络剧《屌丝男士》是大鹏喜剧的雏形，段子加明星，最后沿用到银幕处女作《煎饼侠》上。还是用客串明星串成段子集，将演员的个人形象与银幕身份重叠，就像现在的“真人秀节目”，凸显真实又不断自黑，令观众有代入感，优缺点都很明显。

《煎饼侠》讲的是拍电影，《缝纫机乐队》说的是组乐队，都是一撮人干一件事，实现自己的价值，无不透着创作者现在和过去的自传色彩（大鹏上大学时曾组过乐队），这次还回到了家乡集安。构建了以集安为意象的乌托邦世界——“摇滚之城”，这里成为他青葱岁月的缩影。

影片不再依靠大鹏个人，他以经纪人程宫的角色身份，与主唱胡亮、贝斯手丁建国、鼓手炸药、吉他手杨双树、键盘手希希组成一个整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也如出一辙。不再让个人成为观众投射的对象，而是让集体焦虑由集体呈现。当摇滚公园的大吉他被拆时，观众感受到的也不止是“中国摇滚”的屈辱与没落，还有梦想的忿忿不平。

组乐队开演唱会，和组剧组拍电影一样，是能够产生戏剧冲突的动因。乐队中的成员由男女老少构成，是千千万万乐迷的代表。他们有各自的现实问题——精神的瓦解（胡亮）、母权的压制（希希），孩子的操控（双树）、失恋的打击（建国）、爱情的盲目（炸药），不过他们的共同驱动力是这场演出。加上乐队自带的属性，可以用音乐串联全片，架构起的草根梦引发共鸣。

胡亮代表的是一种纯真的理想。剧情先以童年胡亮开场，引入在那个即将迎来风暴的贫瘠年代，以孩童视角见证能真正表达人类情感的音乐——摇滚。用矗立在家乡的摇滚公园的大吉他作为“摇滚不死”的精神图腾。斗转星移，大吉他因为新城改造面临拆除，创作者藉此传达出人们对于摇滚的衰落及摇滚精神的遗忘。胡亮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人，心有不甘，独自上路寻找机会。组乐队开演唱会的目的是为维系住他的精神图腾，也是一种现代化之下个体的卑微存在。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随着图腾成了历史废墟，胡亮的梦想幻灭，那块搬回家的碎石开始代表“摇滚已死”。破吉他乐队的老宋留给童年胡亮的那枚拨片，曾被程宫当作“人质”，在关键时刻起到了转嫁作用，唤醒了胡亮已死的精神寄托，成为新的“摇滚不死”的图腾。拨片这个功能性用的好，多次出现且一直具有升华的力量，也经由三个人的手达到传承的目的。

程宫代表一种外来者视角（建国父亲也称他“大城市来的孩子”），审视着“摇滚之城”的没落和一群人的浮沉。他为“摇滚之城”带来满是金钱与欲望的交锋，同大吉他雕塑一样，被现代城市的铜臭腐蚀着。这个角色是有成长属性的，在被建国的父亲收买后，他刚建立起的爱情苗头被浇灭，乐队瓦解，更从理想幻灭的胡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初心，愧疚通过一场雨来洗涤。直到在摩托老两口那里看到了纯真（一度误认为他们骗了胡亮的钱），此时，金钱被理想彻底打败。

大鹏和乔杉的cp已经相当默契，从《父子雄兵》起，开始强化乔杉的喜剧功能，自己仅作为平衡搞笑（乔杉）与温情（范伟）的桥梁。此次依然由乔杉担当搞笑，大鹏作为煽情与燃情的推动力，在影片的后半段持续发力，着重表现现实与梦想的落差。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星爷在电影《少林足球》里说出了这句经典台词。“梦想”是大鹏从星爷喜剧中继承过来的，在片中贯穿始终。电影的主题十分清晰，就是鼓励观众勇于追寻梦想，勿忘初心。程宫有句对白：“我以前盼望的是演出快点开始，现在想的是快点结束。”点出梦想在金钱面前的不堪一击，梦想时常被挂在嘴边，但一会儿就被抛在脑后，一时贪念毁一生。梦想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它的过程，以及坚持的恒心。大鹏用他的家乡来代表这份“初心”，他的角色程宫“成功”最后勿忘初心，就是作为演员的大鹏回馈家乡的诚挚表达。

不过程宫和建国的那点爱情戏是软肋，还好只是点到即止。不过这场戏是为接下来“银行卡”的转折戏做伏笔的，由此，影片的基调也从喜剧转为悲情路线。

说完感情，再说笑点。片中安排了许多前后呼应或具备反差笑果的段落，包括胡亮现实与想象中两次骑车上台的对比，希希母亲对女儿走音乐路的改观。不过我觉得最好笑的还是胡亮和建国偷看“吉他界中的柳岩”所引发的窃听误会。听觉判断出错是喜剧片里常见的做法，许氏三兄弟的经典喜剧《半斤八两》，许冠文看电视里的烹饪节目学做鸡，孰不知电视已经被许冠英换成了健身频道，他依旧拿着鸡来做运动；周星驰在《国产凌凌漆》中扮演的凌凌漆到赖有为的别墅参加派对，寻找恐龙化石，窃听时被排骨汤食谱和足球赛转播串台，也引发了误会。

周星驰对大鹏的喜剧影响是很大的，《少林足球》对本片尤甚。组乐队唤醒摇滚梦与组球队振兴少林功夫是多么相似。“黄金右脚”曾是叱咤风云的球星，因为一时的贪婪成为球坛的笑柄，从此一蹶不振。《缝纫机乐队》将“黄金右脚”拆分成了破吉他乐队和经纪人程宫，破吉他乐队走向衰落，程宫也被金钱迷了眼。吉他手变成剪刀手，也是对“黄金右脚”被打断腿的借用。《少林足球》中的主角是阿星，配角是黄金右脚。在《缝纫机乐队》里则把这种主配关系——经纪人程宫（教练）和主唱胡亮（前锋）对调了过来。还有似《长江七号》、《食神》的发型，《功夫》中的棒棒糖都有所致敬。

除此之外，片中还有很多乐迷才懂的笑点，比如《都选C》的前奏是涅槃的《Comes As You Are》前奏的变形，歌词里还藏了很多歌名梗和乐队梗。正片里还唱过麦田守望者的《顶嘴》、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等歌。如果你们留意街上的风景，也不难发现一些和音乐有关的店名。

大鹏喜剧的一大特色是情怀，《父子雄兵》里就有很浓厚的港片情结，本片的情怀则是怀旧的摇滚梦。黑豹、超载、二手玫瑰、麦田守望者、新裤子、痛仰、唐朝等各时期的摇滚老炮纷纷客串路人甲乙丙丁，特别是近期因为“保温杯”而被乐迷感叹已是中年大叔的黑豹鼓手赵明义。《煎饼侠》片尾用古惑仔引发港片情结的共鸣，这次则请来Beyond的黄贯中和叶世荣参与结尾的大合唱《不再犹豫》，更将气氛推向高潮，这歌本身就是一首能够引发共鸣的热血金曲，符合众人摇滚的精神。当然，群歌群舞也是星爷喜剧的一贯特色。

摇滚对于“摇滚之城”的影响，不止是音乐本身，也是对于人的本质的追寻和坚持，是老一辈摇滚人最值得珍惜的地方。

我本人不是乐手，也算不上个多专业的摇滚乐迷，关于这个话题，按说没什么可聊的。但是机缘巧合，来《缝纫机乐队》客串的这十四位音乐人，每一位我都采访过，得到一些信息和思考，因此觉得有义务分享出来。

我以前拍了一部摇滚乐题材的纪录片，是我的毕业作品，花了十个月时间跟拍一支年轻的北京硬核乐队。那时我觉得他们这些搞摇滚的特酷，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身上还都有那么点理想主义的劲儿。当时对于摇滚乐的理解也差不多是这样，觉得摇滚乐一定要批判，要愤怒，要觉醒，觉醒，永无尽头。

最后采访的时候，每个人我都要问一遍“你觉得摇滚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完全超出了我的预设。他们说：“我觉得玩摇滚就是开心，就觉得这音乐好听才玩的。我们吃喝不愁，没什么可愤怒的，所以就不表达愤怒。”当时我就崩溃了，反思自己为什么拍了十个月还是没有把摇滚精神给拍出来。想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或许抛去我所谓的摇滚情怀，踏踏实实去挖掘新一代摇滚乐手的生活现状和精神世界，是更贴近真实的选择。于是给片子命名为《无忧》，剪一剪，顺利毕业。

后来有机会采访一些国内老牌的乐队和音乐人，还是每次都会问一下那个特别老套的问题：你觉得摇滚是什么？

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笑。

老五说：“哎呦，这个精神啊，千万别下定义，这音乐啊，它就是个媒介。”

萧玮也说：“音乐只是你跟我之间的媒介。所有艺术都会被贴上标签，这样为自己能够更好地区别于人。不是有人说摇滚就是个大骗局嘛，所谓的Rock Star都不像想象的那样愤世嫉俗。”

李延亮说：“摇滚乐有一种唤醒功能，它是一个能量。”

龙隆说：“摇滚乐的核心还是批判，它不是歌颂。”

雷刚说：“反叛是它的一部分，这是需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有可能这个反叛本身它也是个监狱。摇滚乐对我们的意义可能就是追求自由，追求自由的表达方式。”

高虎说：“摇滚不是什么。”

赵明义说：“摇滚它就是那俩字儿，它没什么。我们只管做我们的音乐，做我们的人就好了。”

谢天笑说：“做音乐应该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去坚持做音乐。”

最后采访肖楠的时候，她笑得很爽朗，说：“摇滚精神这事儿我觉得永远说不清楚，咱还是别聊了。”这个时候，陪她一起来的火叔在场外插了一句：“要我说，摇滚从来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随后甚至夸张地鼓起了掌。现在想想，火叔的话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大概是他把摇滚的音乐属性放在了精神属性之前，说出了享受摇滚乐的人最认同的状态。

看《缝纫机乐队》的影评，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只是打着摇滚乐的旗号，其实并不触及摇滚精神核心。甚至有人打着真假摇滚迷检验机的旗号，对电影当中流行风格的元素进行了全方位鄙视。其实这个问题在《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就有过讨论，当时也有爵士乐迷不满电影一边宣扬热爱爵士乐，一边用大量的流行音乐做配乐。

这两天，音乐圈中的鄙视链这个话题再一次被大家热议，说搞古典的看不起搞爵士的，搞爵士的看不起搞摇滚的，搞摇滚的看不起搞流行的，然后他们都看不起搞说唱的。其实不光是音乐圈，很多圈子都有鄙视链，但无论是哪个文化圈子的鄙视链，在我看来都是源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矛盾，因为这两个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会有各种人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打口水仗。首先我确实承认，不同的音乐类型存在音乐上复杂程度的高低，但每种音乐都有精华和糟粕，摇滚乐里多的是平庸的作品，流行乐里也多的是好听的歌。所以用音乐类型来标榜自己的品味，真的不是高级的装X方式。何况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人和一个热爱嘻哈音乐的人在享受他们的音乐的时候， 又有谁能判断谁从中收获的感动更高级呢？

所以“摇滚是什么”、“真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摇滚过时了吗”，这些命题就像“文学已死”一样，是伪命题。说到底，看书、听音乐、看电影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私人的事，如果你真的喜欢，请尽情享受它；如果你没那么喜欢，也不要迫于任何舆论的声音去假装自己喜欢／讨厌；如果你讨厌，可以表达出来，但要给别人喜欢它的权利。

（文/杨时旸）

既没有什么所谓燃爆，也并不觉得哪里搞笑，这就是《缝纫机乐队》最直接的观感。这部电影就像故事中那个乐队的名字一样泛着一股尴尬又莫名其妙的味道。

很明显，这是一部企图以喜剧打底，但终究要贩卖情怀和梦想的电影，但遗憾的是，这二者最终彼此抵消，使劲挠痒但终不得法，努力煽情也事与愿违。单独看喜剧设定的那些桥段，甚至还不如之前大鹏监制的那部《夫子雄兵》，《缝纫机乐队》沦落到几乎只能依赖于东北口音本身的一点点喜感拯救自己。

当年，大鹏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煎饼侠》被众人批评——段子拼贴，卖弄小聪明云云，但不可否认，那个故事充满密集又扎实的笑点，更重要的是，即便最后的煽情段落也看得出那是大鹏多年以来真实心路历程的一次重述。那部电影让大鹏自我确认了他的故事套路——无助又坚韧的底层小人物为梦打拼，啼笑皆非的境遇混搭着自嘲精神，维系骨子里坚挺的理想，他企图在《缝纫机乐队》中复刻这一切，但是却散失了魂魄，徒留空壳，《缝纫机乐队》味同爵蜡般的呈现一个又一个毫无悬念的段落，最终导向一个更无悬念的结尾。

如果放在15年前，哪怕是10年前，用摇滚乐代言理想主义尚且可以理解，但是21世纪都已经走过了17年，在这个时刻仍然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摇滚不死的说教，一切都显得那么莫名其妙，而且，把这一切都安排在小城集安，这怎么看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旅游宣传广告，而不像一个可信的故事。

作为当下的观影主流人群的年轻人或许都已经不再知道，曾经有一个词汇精准地描摹过这故事中乔杉所扮演的胡亮的状态——死磕。1990年代中期直至2000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死磕仍然被认作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个可以大张旗鼓说出口的豪迈词汇。北京的树村、霍营和东北旺，那些残破、肮脏、地处边缘地带的摇滚村，吸纳收拢着众多从各地奔赴而来准备死磕到底的摇滚乐手，他们企图对抗一些事情，建立另一些事情，虽然他们所对抗的和企图建立的到底是什么又都暧昧不明，但是那种抵抗的姿态感染了自己。日后，这些人中，有的进入了商业系统，有的下落不明，但无论怎样，人们都不再提及所谓的死磕，并不是因为什么摇滚精神的衰落，而是不再需要那种戏剧化的“战斗状态”，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让一切变得琐碎、漂浮，但是也让很多事变得丰富和多元，比如乐迷和渠道，即便再小众的乐队也都纷纷找到了具有粘性的听众，乐手们早已不再需要对谁拔刀相向，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中去看待《缝纫机乐队》的故事，胡亮的行为就显得异常诡异——一个声称热爱摇滚的男人，只写出了两句歌词，却莫名其妙的花费巨资寻找到了一位过气的经纪人，要求对方为自己打造乐队？大鹏所出演的程宫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个人物的价值是什么？他的出现推动了什么？既然胡亮本人可以散发传单吸引乐手，既然他自己就认识一个又一个深藏不露的摇滚高手，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地把程宫找来？难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激发程宫的理想和热血吗？这个故事的根基本身就很可疑，几乎是不成立的。

故事中对“摇滚公园”的征地也好，对于吉他图腾的拆除也罢，这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对于某些美好记忆的吞噬，而胡亮用以解决和拯救这一切的方法却比自己高薪邀请经纪人更为离奇——他企图用一场演出，让当地政府看到这座小城的摇滚精神不死，从而收回开发那片土地的经济计划。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呢？这是执着还是痴傻？一个地方政府会因为看到一些人喜欢摇滚乐就放弃开发房地产吗？更何况，摇滚乐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被中国的哪一级政府如此大张旗鼓的首肯过？这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大鹏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迅速吸引人，是因为他对于真实、世俗生活细节的把握和转述能力，但是这些特征在《缝纫机乐队》中全然不见，到处都是逻辑漏洞，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主题先行，类型既定，再随后进行故事罗织的创作方式。为了表达理想、热血和对庸俗生活的对抗，从而陷入了臆想。

抛开主题和故事构建，再去看看这部电影无法摆脱的摇滚情结，一切就显得更加暧昧不明，这到底是拍给摇滚乐迷看的电影还是拍给普通观众看的呢？大鹏植入了大量只有乐迷才能解码的细节，那首《都选C》中有涅槃乐队的经典前奏，有AC/DC乐队名字巧妙的融入，有对约翰-列侬那句鸡汤的挪用和改写……这些到处埋藏着的小小彩蛋，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浅显得像个笑话，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又显然无从代入，更不要说那一个个真实的摇滚乐手在片尾亮相时的桥段，就更显得莫名其妙，所以，这一切又一次尴尬了起来，就像是于谦头上那顶崔健式的棒球帽和韩童生身上那件机车夹克一样水土不服。中国的摇滚乐从来不曾像故事中臆想的那般辉煌，也从未像他们描述的那样面临死亡，说到底，这就是一部隔膜的电影，和真正的现实隔膜，和中国摇滚乐隔膜。或许，为数不多的对于摇滚的敬意只在于，大鹏真的注意要求所有人敬金属礼的时候都纷纷收起了大拇指，可问题又来了，这个标准的重金属致意和他们乐队演唱的那首高中生水准的励志歌曲又有什么关系？一群喊着摇滚不死的人，愿意用生命去捍卫摇滚的人，最终唱出了一首和摇滚毫无瓜葛的歌，这或许是对这部电影最微妙的反讽。

（本文首发“枪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