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减稿载于微信公众号“识广”,作者均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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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广州故事是什么时候?
银幕上的广州故事,必然不能避过不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拍的是冼村拆迁背景下的都市爱恨与仇杀,广州沦为背景板,与故事的奇诡异色嵌合相衬。其余的,最接近广州的影像故事,无非是香港电影——与广州相似程度达不到十成十,不过至少说着粤语,因着香港文化在上世纪与千禧年盛行,某程度上也共享着文化背景。但更贴地的——譬如我们每日做广播体操的中学生活,要兜多几个圈的老式居民楼楼梯,家门口的半截露台,堆积着封尘的《南方都市报》……却无从寻觅。
无怪乎我们看《路边野餐》的乡野摩托之旅,有一种奇异的熟悉——明明贵州是异乡;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记忆爱淋雨爱说垃圾话的青春期;在《志明与春娇》里对粤语机锋会心一笑;甚至在更远的山西,小武穿着喇叭裤在街头闲逛,也不免怀想: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闲散日子,或许是在上一辈。
我们早已习惯在其它城市的影像里拼凑和想象自己的广州记忆。而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的电影《小伟》里刻画了最真实的广州记忆。
电影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片名分别是母亲、儿子、父亲的名字。电影由三部分组成,以三个家庭成员的视角讲述父亲罹患癌症之后一家三口的家庭生活:父亲患病后,母亲慕伶坚韧地撑起整个家庭,为了向丈夫隐瞒病情,请求医院的护士把病情诊断上的“肝癌”改成“肝硬化”;儿子一鸣为了陪伴父亲,原本打算高中毕业后出国,如今犹豫不定,时常在校园和街道之间迷茫地游走;父亲伟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回到了家乡,迷雾之中,过去的记忆忽而重回心头……
影片伊始,坐着一家三口的轿车里,父亲伟明讲起病人因医院诊断错误而死亡的笑话,与负责开车接送出院的亲戚一来一回地闲聊,就足够勾起广州人关于家庭日常对话的记忆。
影片第二段儿子一鸣的视角里,有更多独属于广州人的中学回忆。为了逃避学校的广播体操,学生们跑到厕所里抽烟吹水;坏孩子们帮衬学校小卖部,偶遇“仇家”起争执,后来化敌为友又一同逃课到学校后山嬉戏。“劈雷”“劈撚”等本地广州人都不记得的粤语脏话不时出现。
为了散去烟味,一鸣从天桥跑下马路,穿过桥底,跑过省皮红绿灯、地铁下的高架桥。汽车鸣笛声,放学后孩子在街边嬉笑,下班的市民拿着大袋食材走过……广州二中、76中、恒福路、华乐路快速掠过,广州街景街声熟悉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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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故事”,导演黄梓在广州提前放映场的映后谈里说。如何面对死亡自是一个普世故事,东方式含蓄的亲子关系更是中国最普遍的命题。只不过因为他是广州人,大部分的人生在广州度过,这部具有半自传性质的影片自然有着广州印记。
一个关于死亡的家庭故事落地在广州,在导演黄梓的处理下,摆脱了煽情的流俗。无法言明、未曾留意的情感以笑话、顾左而言他的形式呈现。譬如母亲慕伶在医院装作责骂护士写错病情诊断让丈夫宽心,一边又双手合十向护士表示感激。对应地,伟明说起病人因医院诊断错误而死亡的笑话,夹带着愤懑表示已然洞悉妻子的隐瞒。慕伶与伟明之间对于病情的心照不宣在影片中暗涌。又如儿子一鸣在天台朗读录取通知书,对父亲说不想去留学。甚而父亲的死亡最终都经由移动的镜头,从曝光过度的天台摇摇晃晃地去到有阳光照射的客厅,逗留在房间的走廊,变为一鸣说出的:“阿爸这件夹克,我都几啱身。”镜头最终选择停在卧室门口,与这对母子留下一段距离。
直白的“爱”在影片中缺席,却一遍遍地通过无字暗语说出。在明媚的广州影像中,因死亡而起的家庭动荡被拆解成一个个私人记忆片段,在悲怮过后摊放在阳光底下被逐件分拣、浸泡、湹清——一个可供观众进入的入口出现。记忆在导演黄梓的处理下,露出超现实的切口。
我们于是在这熟悉而陌生的镜头下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亲子关系。在影片的开头与结尾,父子在家中染发,母子在房间里收拾衣服,客厅都播放着一家人出游的录像。黄梓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应这种现实与录像并齐的处理:“我想要他们看自己,但好像又不是在看自己那种感觉。”一家人与录像中的“一家人”对视,我们也带着广州的生活经验、记忆与广州对视。
在这种目光之下,摩星岭呈现出奇异的广阔,与挤迫的城市相反。一鸣在找寻掉下山的鞋子的时候,往一片苍绿中扔了一颗石子,却忽然回到讲述阿基里斯追龟的数学课上,对于鞋子的找寻凝结于一个数学桲论:“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诗意从暧昧的影像叙事中离地而生。甚而,这种对视会发现熟悉事物中的陌生感、恐怖感。母亲慕伶像每一个中年女性,她带着哭腔骂躲在房间里一鸣——原来都曾坚韧地承担重负,偶尔柔情,时时被磨损得暴跳如雷。她的脸与你我的妈妈重合,却又未曾在银幕上看过妈妈的脸,总有种白日下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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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广州土生土长的青年导演来说,影像中的地域印记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地域与生命经验粘连,难以切割。黄梓接受识广采访时表示:“因为我在广州长大,之后即使去了别的地方,拍摄其它城市的故事,还是会带着广州的影子。”
对待这些生命经验,黄梓在忠实地沉浸与抽离地审视之间找寻平衡——自然,我们作为观众,在电影之中找寻的并非只是广州影像的忠诚再现。影片中超现实的部分,黄梓自述有受到毕赣和侯孝贤的影响。到美国留学再回到广州的经历也赋予黄梓观察故乡的另一种视角。
在自述《黄梓:未经审视的故乡是不值得拍的》之中,他认为创作者未经审视地面对故乡时,只觉得故乡无趣,然后陷入失语的状态,因此“离开故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代表着你会遇见更多未知。这种离开并不是说旅游两三天,而是说在别处构建一个完整且崭新的生活体系。……更重要的是,离开故乡能赋予我们一种超越感和距离感。当我们脱离日常的惯性之后,更多抽象事物随之袭来,它会逼迫我们去重新审视生活。”
这种审视的目光使得黄梓发现广州的有趣之处:“巷子深处,还有从网吧出来的青年,背着超重书包的小学生,把环卫车停到公厕门口,准备上厕所的环卫工人……‘轰轰轰……’有别于车辆经过传到桥下的回响,透过因高架桥拐弯而无法被完全遮挡的天空一角,我看到了缓缓飞过的飞机。”
着陆与抽离由此而生,这也是电影《小伟》区别于其它以广州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最大不同之处。
然而这部广州电影却并未接触过广州的影视团队,所有拍摄资金均由导演的亲人资助。对于影片主角全员采用香港演员的举措,黄梓有过多次解释:在广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因为广东电视里平时放的都是很市井气的情景剧、长寿剧,那样的演员不符合我的感觉。”至于这部广州电影,似乎演员、资金、发行等各个方面,仅有市井情景剧的广州对于一个拍摄文艺片的青年导演都并不友好。
而在今年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广州导演蔡杰的一部讲述广州人到香港寻父的独立电影《人海同游》获得三亚关注大奖。2021年1月15日,《小伟》将于全国公映。
审视广州的另一种目光——那架在高架桥以外缓缓飞过的飞机,在等待被看见。
《小伟》有意地模糊虚实界限,却不是通过暴露画框的设计完成,相反地,它改造画框内的可用元素(包括声音),让观众在解谜游戏的参与中与创作者一同完成对影像感的构建。
有一组合段实有此乐趣——由一鸣和朋友逃课开始,到他回家路上责问丽娜是否因她告状致使朋友被惩罚结束;朋友陈晋南的回力鞋和马刺球衣成为被移置的元素,当一鸣在教室回过神来时,我们看到他穿着一件马刺logo的文化衫,而除此和结尾最后一幕之外的其他时刻他始终穿着印有"BERKELEY"的衣服,如果BERKELEY代指他对加大、美国的向往,在这一幕里马刺logo则是他怀念以至将自己代入离去朋友的象征,且导演还要借老师和同学强调他只有一脚着鞋;还有回家路上那只挂在书包上的回力鞋,回到房间也要把它摆在书桌上,在拍到房间里的一鸣和远端的母亲这一画面中,鞋子处在画面中心,且受到画面中唯一光源——台灯的照射,递进强调的过程亦象征生成的过程。那么突如其来的呕吐和白日梦中动作的回流作为过程外的、例外而荒诞的瞬间,正是对这种后悔、难舍和「为什么自己也参与了却无须担责」的不解下所生成的错位感最具概括意味的人物反应,与象征符号的渐强形成张力。
另一段超现实情节也有类似的移置操作,出现在伟明的梦境中,哥哥带伟明去看祖坟时,镜头先是对着伟明,而后随伟明视线向前望去,变成了「此前给他们一家三口搭顺风车的司机」牵着「虚实间的伟明在泡沫厂遇到的小孩」在前方领路,镜头再往回摇,哥哥在中间,伟明依旧在后。这是一组对位关系——在伟明的梦境中,日间遇到的司机和小孩被当作哥哥和他的儿时虚像。还有伟国说这是爸妈的墓,然后伟明将梭子叉在父母墓前札起的渔网上,这个梭子是前面幻景中母亲给的,这些象征构成了伟明潜意识中对少年时家庭光景的怀念,堪比《野草莓》结尾中同样行将就木的老者看见年轻的父母和自己在湖边钓鱼时面露微笑的情境。
影像感不只是靠前述般符号的移置替换完成,还需要什么?游戏性也不能显而易见地冲击或者替代影片的表意,如何掌控它?对景别的选择就成为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回力鞋处在明亮的中近景的画面中心是一处范例;再往前倒,近景中一鸣和朋友在走廊聊天,一鸣被告知「保安据说仍在昏迷」,而后他转过身去,切到中景时浅焦镜头对焦在一鸣的背,随其视线缓慢聚焦到远景,远端的朋友被带走,带出的信息是他受到处罚,也就确定前者的「据说」为事实,同时一鸣与惩罚事件保持着一段距离……
在这一段简练准确的镜头组合后,随即切到下一场景——被选作海报的深焦大全景墨绿雨林里,角色作为一个点移步入画,当我们在后面知其为超现实画面时,巨大落差的切换才不至突兀,反倒从远处看时人的朦胧感是契合该语境的。
结合影片的其他桥段,例如中近景时幕伶两次面对镜面抹泪,以及一次是扶着伟明进家门,另外两次的镜头运动是由幕伶要阻止一鸣问出真相、伟明吐血这样的被动情节中从镜面中快摇到现实;再例如两次隔壁家老奶奶的出走,第一次镜头从墙壁的特写到片警把老奶奶带回家到缓慢摇至站在楼下远看这一幕的幕伶,第二次镜头静置在一鸣取下并浏览录取信、喜形于色地跑上楼梯后十几秒,我们见证了老奶奶再次出走,两幕都不算长,但景别和情节都似自然流淌变幻而过般不泛涟漪;再如那段颇有一番设计的医院长镜头……
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景别的运用规律了——近景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在它之下单个人物的情绪、心理。中近景和中景在这个基础上纳入了城市空间,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人们的连接和情绪与空间存在的微妙关联,抑或它是怎么制造人之隔阂的,而不解释为什么;另一方面也在画框内留出空白给人物的外显表达,而非如近景聚焦其更细微的心理和情绪。全景、大全景则不再以人为主体,物理空间占据了巨大的比例,可却并没有被压缩成平面景观,它似乎蕴含某种同样巨大的自然,将影片发生的一切吸纳其中,突然想到《春江水暖》,我会认为这也是它想做可显然完成度不及《小伟》的。
更系统性的镜头语言十分难得,毕竟凭自己的喜好滥用某一类语法造成空洞风格化问题的处女作不少,《小伟》不在此序列内。但系统的、工整的同样可能发展为风格的、空洞的,为此作者给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决方案:以丰富明显的声音设计替代配乐,在医院长镜头一场戏中镜头运动由隔壁病房紧急求助的声音开始,随护士推车声和脚步声快速跟进,在幕伶折返时虽然画面仅容纳了她的脸,但背景里不同病房传出的抽水声、机器声、讨论声穿梭而过,就像战争片里在营造士兵穿梭过战场的感觉时那种处理方法,而回到病房伟明即将出院,也就是说它在同一个镜头内部就完成了时空转换,她竟是穿过了一个时空战场——显然,日常且丰富的声音加入填充了时空感,使得同一镜头内部的情景转换变得平顺甚至不易察觉。
通过有声源声音扩展画面外空间是较为常见的手法,可不必自始至终地使用也能保持生活感之连续,也可连接时空重新定义眼前的景观,却是《小伟》载着伟明回家的街道充满喧哗,一鸣回忆里的密林被赋予了神秘低语,氤氲缭绕的废旧泡沫厂传来熟悉而遥远的敲打声——日常的、离散的喧哗最终通往在永恒时间中低语的自然,体现出「阿基里斯与龟」式的连续性,永远存在的极限也就不再值得计量,追寻生活真实的答案需要的仅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答案。
回到影片整体上,纵观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虚实交错的叙事方式,相比暴露画框或者更高层级的叙事者,如《阳灿》中在老莫一场戏中姜文的画外音,或是《痛苦与荣耀》结尾阿莫多瓦在画框外的现身,其个人回忆部分以及它带来的叙事不可靠性自然是更隐秘的,故事也就不再依附于叙事者的回忆,而具备了某种原发动力,一方面它将导向更温声细语的影像气质,可另一方面,导演的自传回忆冲动又如何与故事的自发冲动调和?不,这个问题在他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时已然模糊了。当虚实交错的梦境替代和修补现实关系时,我们就很难分清这两种冲动到底是哪一种获得了发展,哪一种被抑制。我可以理解回忆被选择以这种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可当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作品的充沛情感及美学价值就被置于首要位置了,而与自我、与回忆对话之意义则要次之。
呵呵,起初窩還沒有仔細看,只是斷定粵語廣州佬裝逼成已經死亡的香港,正如21世紀的上海翻身農奴裝逼成已經消失的19世紀的帝國主義自由城市上海,不禁慨嘆,時間的偉大和裝逼的複雜。後來窩仔細看了一下,發現這裡面的三個主演都是從香港進口的。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你以为一鸣疯跑是自证阿基里斯赶上乌龟,其实只是为了散掉烟味。他是不是那个怕黑而不停追逐太阳的人呢?轮船颠簸,好像死前续爱出游一番,哪知是踏上嵊山岛老家的归途。寻不见坟的伟明只见到废舟席地而坐,红衣少年一越翻滚而去。老妈妈端出热粥,草莽山中两抹假影又晃晕了伟明。中国人拍山,尤其山上的两人对称戏,可谓一绝。
他,梦到背负画筒;他,梦到屋外看烟。钟慕伶呢?没有梦,慕邻慕邻,她也渴望那个痴呆老人一样,自由地走走。一鸣端着泡面说想改变世界,多年后会不会记得他爱叫嚣和拆解的两兄弟;站在白亭中,谈着校园三角贸易的热情。
长片处女作,镜头很耐心,诚恳。不紧不慢地讲,总是能安抚到人。时间线索给的到位,所以剧情理解上也会舒服。但梦境与现实的重叠,很难说清是偏向纯粹的艺术设计还是为了情感表达。
导演说自己是广州人,果真就很对味儿。蛮多人也会和那个老油子观众一样,自问香港人和广东人哪里像哪里不像吧。(场外话了,自己笑笑为好)
远山,掉出一只黑鞋……它到底落在哪里了呢?
不知道是不是近几年的文艺片都拍“飘”了,我就不点名了,反正最近看过的一些,要么就故作矫情,在正常的对话里突然冒出些看似玄妙却谁也不懂的台词,要么就刻意去剧情化,平淡如水却又不见生活。
《小伟》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舒适的,因为看到了生活。我自己也曾是癌症家庭的一份子——我父亲2011年因胃癌去世。全家面对压在头顶的死亡的克制和压抑,我是经历过的,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不允许大悲,但心里的阴云笼罩,偷偷跑厕所打120,人前嬉笑人后哭,这些细节在电影里都把握得很好。
影片算是导演为自己人生拍的一部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母亲慕伶,她如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操劳一生却得不到理解。她因忙碌而沉默,因沉默而卑微,因卑微而悲哀。
但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行”的隐喻和典故,这个“行”可以指“走”,也可以指“跑”,也可以是“逃”,也可以是“归”,甚至可以是“停”,但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
电影有一个支线情节,就是邻居家总是偷偷逃跑的痴呆老太太。因为她知道那个家不该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年纪大了,就想回到梦里的家园。可是在外人看来,她只不过是老年痴呆罢了,所以她每次出走,都要被送回来。
一鸣一家也不会管她,他们自己家都千头万绪。
影片反复提到父亲脚臭,也说到一鸣自己脚臭,这可以说是导演自己记忆中的生活细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因为走的路太多,到的地方太远,脚在鞋子里闷久了,自然会臭。可伟明父亲却非说这是芬芳的,对啊,一生走的路,成败与否,怎么能允许他人随便就一口否认。
还有一个,老师总在讲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关于阿基里斯悖论我们就不谈什么微积分了,我觉得它在这儿的隐喻是,我们永远无法撵上既定的命运,哪怕我们脚步已经很快,命运只是拖着缓重的脚步沉稳地行着。
先他们一段的命运,成为始终环绕影片的惨雾愁云。那么努力想摆脱这一切,可死亡就在前面等着,你还不能跑慢一点,总要追上它,成为它的附庸。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太不能承受的事,所以一鸣想选择逃离。他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自由潇洒的,所以他太想跑远一点,跑出学校,跑出这世间所有的喧嚣。
最后他的朋友,一只鞋子被保安拽了下来,他朋友又扔掉了他一只鞋。可以说,总有不得不留在原地的拘束,总有万般不自由让一个人没办法飞翔。而那只被扔掉的鞋,可以说是对自由的向往,身体虽不能赴行,心永奔之。
然而一鸣又下山,把鞋子扔了回来。
出走美国,或是留下陪病父度过最后的时光,人生渐渐好像,变得不在于最后的抉择,而是这抉择中间所必经的思想上的撕裂。
快结束时又讲到一个只能追逐阳光的人的故事。
有人只能追逐阳光,因为TA看不得黑暗;有的人追逐阳光,是因为TA经历过黑暗里无止境的绝望,所以TA不得不“逃”,TA只有逃。然而黑暗在后面追赶,TA只能加快脚步,跑快点,再跑快点,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这又让我想到,王家卫那个关于“无脚鸟”的比喻。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鸟生来就没有脚,它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为什么这是我的命呀,思考只会坠落,只有不断扑棱翅膀才是意义。
阿基里斯永远在追乌龟,我们永远在追一个未知。可惜人生没有什么写好的剧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踏过山河,发现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最基本的两个字:活着。
可以说,三个人,孩子在“逃”,母亲在原地踏步,而父亲,已经逃过一次,现在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就只剩“归”。
第三段我觉得最有毕赣风格,关乎一种沉静的死亡气质,关乎梦境的回归。兜兜转转地找寻,最后回到的家园如梦似真,恍若隔世,这对于很多在异乡飘零许久的人是有感同身受的。我们国人最讲“落叶归根”,似乎回到故土了才算完整,但很多人不解的是,如果对故乡那么留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留在故乡呢?
所以说到底,我们所留恋的,是记忆中被美化了的故乡,那是当一个游子沉湎于无声的呼唤时,内心会浮现的一个可以逃离的场所,避风的港湾,失落的精神家园。
但它一触就碎,当你真的踏上故土时,又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恍惚感就由此产生,我想这也是毕赣电影里所有呓语和梦幻的出发点。
伟明还有点不一样,他是带着死亡踏上这片土地的,一个将死之人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生不过鸿雁踏雪,生死由不得自己,不知从何始,不知在哪终。
或许父亲也意识到自己带给他们母子俩的沉重,在火车上有了那段经典的场面,他努力按住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睡一张床,还邀请妻子一起躺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想完成许多未竟的事,比如和最亲近的人,再接近一点,没有任何罅隙地相拥。
因为平时,大家心都很远啊。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不是么。
最后影片以一些生活琐事结尾,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人生也不过如此吧,面对生死的无可奈何,也不能总在悲伤中度日,努力装作正常,心里却知道一切都不正常了,大石压胸口,再喘不过气来,当镜头在拍你了,总得笑一笑吧。
终于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能够脱离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想表达的东西,不止步于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而损害了作品的完成度。」
——钱艺妮
2019年,有一部华语影片在第13届FIRST青年影展上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被评论为“让人惊艳的处女作”;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它又入围了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的角逐。这部电影便是去年华语独立电影的黑马《慕伶,一鸣,伟明》(2019)。它也让年轻的导演王梓与其背后的团队,一下跃入了大众视野。
cinewoo 特此邀请到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制片人钱艺妮,听她分享了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与作为一名独立制片人的心得。
入行
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Q: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制片这一行,又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钱艺妮:我本科其实学的是法律,跟电影和艺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毕业之后也在律所和四大事务所工作过,但是感觉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有了一个机会,北京有一个栗宪庭电影学校,我就来了北京,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在北京呆了到现在有5年了。从冬春影业开始做电影制片的工作,后来去了英皇电影,去年开始做独立的制片人,然后做了我们《慕伶,一鸣,伟明》的项目,包括还有周子阳导演的新片《乌海》(2020)的制片人。
当时是在冬春的时候是也是刚刚转行,开始接触电影制片。之前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影的影迷,从观赏的角度去认识电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之后,就从电影制作者、创作者的角度去接触电影,就不太一样。
在冬春的时候,(我)在中山影院做了周子阳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老兽》,还有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以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这些)大概是在冬春的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文艺片。
幕后
因为电影聚到一起
Q:所以您虽然对于制片这条路是半路出家,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您能不能聊一聊初次见到《慕伶,一鸣,伟明》这部电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您这次和黄梓导演之间的合作?
钱艺妮:我当时看到我们片子的成片初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有两点:一是,它确实很动人。你能够看到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倾注了特别深沉的对家庭血浓于血的那种情感。虽然他表现得很克制,但是那种情感的力量,我觉得在青年导演里面是非常的难得的。讲爸爸的生病了之后,他又选择了用一家三口,三个人个体的视角去讲这三个人各自的情感和成长,还是展现了通常我们会赋予人的一些身份标签背后他们个人的内心状态。我觉得这种作者性也是很难得的。
以及,我觉得非常惊喜,在第一部长片处女作中,他能够在电影个人电影语言上掌控力这么强。我觉得他将来的在电影上的路,可能性会很大。
黄梓可能也跟你们有提到,当时在前期拍摄当中,他家里人在各方面,资金、拍摄、制片上的帮助特别大。在家里人的帮助下,他能够完成这一部处女作。他是在广州拍的,然后他来了北京。他的剪辑、调色师、我们后来的出品方,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制片人赵晋,他和他的公司,都是因为导演和这部片子聚在一起。
可能黄梓导演他不太善于言辞,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他通过他的电影来跟我们交流,跟观众交流,他在电影里表达了很多东西。
Q:我们听闻当时有一些补拍的内容。您可以聊一聊怎么样产生想要补拍一些内容的念头吗?或者说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进行这样的拍摄呢?
钱艺妮:主要还是创作上的原因。他其实初剪是自己剪的。后来的剪辑师刘新竹也是《春江水暖》、《老兽》的剪辑师。她进来了之后,他们开始聊剪辑上面的一些想法,发现有一些地方还是缺一些东西,才能够建立起跟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所以决定去补拍。
其实18年、19年这两年,影片都有当时的版本。最早已经有国际A类电影节,想要邀请这个片子去竞赛和展映,但是他(黄梓)对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婉拒了。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片子完成度上做到最好,再去拿出来给大家看。其实他对创作上的要求还挺高的。
Q:您可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后的一些规划吗?还会想去参加更多的电影节吗?
钱艺妮:我们接下来国际电影节方面会去澳门国际影展,也会去莫斯科电影节。我们也是计划今年下半年能够有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上院线,跟大家见面,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大银幕上面看到这个片子。
初衷 创作需要抵达人的内心
Q:您已经担任过很多部电影的制片了,从一位制片人的角度去看,您最看重的新导演哪一个方面?或者您最看重他们哪一种特质?
钱艺妮:我觉得不光是新导演,作为导演,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是对于创作的态度。他的创作的初衷应该是很真挚的,这样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抵达人的内心。这一点对所有的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才是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想说什么样的故事、想表达的主题、社会性,包括他的导演能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那个核心是最重要的基础。
Q:所以这次黄梓导演也是因为这种诚挚的创作态度,很快吸引了您是吗?
钱艺妮:没错,我觉得他一个这几个方面平衡得比较好的一个青年导演。虽然他的故事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一些原型,但是他又能够跳脱出来,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再去把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做。
他能够脱离自己的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这个脱离也是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完成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光是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有时候(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实际上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它作为一个作品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完成度了。
制片 尽其所能实现导演的愿景
Q:大家很多时候会看到一部作品往往总是先想到导演,很少会想到制片人,但制片人其实是非常居功至伟的。您现在也是独立制片人,您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片人,做到哪些事才能更好地帮助导演成就一部作品?
钱艺妮:制片人就是后勤,就是要帮助导演实现他在创作上的想法,需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它主要就是解决问题、实现导演想法的一个岗位。电影最核心的创作理念肯定是导演的,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制片的工作,确实更多是服务于导演的理念的。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肯定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会有一些妥协,或者想一些折中方案。但总的方向肯定都是为了实现导演在创作上的理念,把电影拍出来。
Q:在您的工作中,您会碰到和导演共同去探讨一些创意内容的情境吗?
钱艺妮:会,因为有时候导演也会问大家。比方说,导演也会综合听取主创、团队里的大家具体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因为有时候导演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可能自己是清楚的,但是也需要听一下外面人的感受,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抵达旁人。所以大家会一起探讨某一个创作上的话题。
Q:您之前自己也执导过短片,对您来说,导演和制片人在您自己的经验看来,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钱艺妮:那个是学生作业的时候拍过的一个短片,所以不是太成熟。导演思维肯定跟制片思维完全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是相悖的。
导演是基于创作,是很敏感的,但制片有时候相反,是要去方方面面处理事务性的事情,所以思维方式和创作的思维方式是相悖的。就好像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赏者看电影,和作为一个创作者去解读电影里的构成元素、拍摄机位,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做电影做艺术评论和做艺术创作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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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这种苦中作乐的幸福感。大陆电影,全程粤语对白,三主演全部来自香港,加分加分!
No. 一部非常不好听的电影,也就是说,没有画外的电影,意味着长镜头中的摇镜只能像拖着一团赘肉一样拖着那佯装自然主义的陈词滥调。但你说共鸣?集体记忆?当然有,但这也是我失望的起始点,因为有了共鸣,有了类似的经验,那也就意味着一切只能安安稳稳地抵达终点,别的什么也没有,即便有了第三段那些似梦的场景,但也仅是在梦的视界旁边旋转,并没有真的要入梦的意思。为什么无法入梦?因为不存在逃逸的欲望,没有像片中那个离家的奶奶一样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她再也没出现),自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出格举动,看来理想二字确实已经从华语电影的字典里彻底消失了,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过。
竟然听到了熟悉的乡音,荒岛上冬天的海风真的瘆人,但岛上这段的确是全片华彩,拍出了苍凉落魄的美感。导演本人还挺可爱的。|SIFF2020第12场
愿意到电影院去看但是夸不太出来也不愿意说刻薄话的程度。
虽然期望过高,但发现故事居然发生在广州,很是惊喜。一家人介于折磨与亲昵之间的关系,很现实,也很骇人。可在长久消损下,山上的小卖部畅想,火车上的戏弄,餐馆里的相约,楼台上的烟,阳台上的灰,甚至那个看电视时意识的回身,都是自由的暖光。在日常里,渗入一点似是局外人又似是镜中人的佐料,再添些时空交叠的恍然,还拿各种口号来映照,挺见导演的想法与潜力,但要是拍得、演得、剪得再顺畅些就好啦,毕竟已是个能去“苛求”的好作者了。期待更多岭南叙事。对了,三个男人四次小便,都没洗手……@虞社。三星半,下次加油。
3.5 “惊人首作”名副其实,尽管缺陷不少,导演想做的想要的太多,结构也很有问题,不过这些都掩盖不了导演的才华。
自然流畅,平实生动,跟拍恰到好处,声音处理饱满,处女作就这么沉稳,难得,更喜欢原名《慕伶,一鸣,伟明》,以三个名字命名,以三个名字进行分段。
不多见的墙内粤语电影,演员都挺棒。非常私人的家庭故事,也拍出了两代人的一些共通境遇,《一鸣》也贡献了最为自然舒适的校园青春戏。另外荒凉村落已然变成新导演超现实想象集中营,这部分如果延续原本的写实主义或许会更好。
谁是追逐太阳的猎日之人,谁是与龟赛跑的阿基里斯,谁是笑话里拿错了病历的家伙,谁是现实中插错了卡的笨蛋。爸我想改变世界,这样的豪言在泡面的热度里融化。老婆快过来一起挤,这样的蜜语在卧铺的床位里蒸发。植入父亲离岛的记忆,在缝纫机边试穿祖母剪裁的黄衬衣,从此去天南海北,都带着你的身形。
听小伟英语口音,他是怎么被加州大学录取的?
一上来就绝症,没有试图说教,也不用配乐去煽情,能把生死之类的大词,变成化整为零(ING)的进行时故事——作为处子作电影,已难能可贵。人生温度遽降的广州,似乎没有了全年的躁动暑气,医院、学校和家的不断转移,“似乎不为什么”的老奶奶离家、主人公逃课、年轻人出国,都在寻求解(救)脱(逃)。不足之处,是第三段似梦又遇,太“路边野餐”,感觉在试图去总结和升华。然而,真按照前两部分的节奏行进,也完全没有问题啊。主要角色均由港人演员出任,也是相当少见的、完全粤语为主的local电影了。
导演拥有极为细致缜密的理性思维,在景别构图的平衡、剪辑的精确度、视点的转换节点和运动镜头的速率停顿上都下了大功夫。但此类以极端情境反逼人物状态的电影,文本的咬合一定要足够紧,才能制造出具有强烈代入感的戏剧漩涡。遗憾本片依然存在不少泄气的段落,在情感层层推升的过程中制造出不少阻力,所以直到结尾我们也没能真正看到脱离出事件之外的人物,不论是慕伶、伟明还是一鸣,都差了一口气。Ps:旅馆大风停电那场戏蛮惊艳的。
相当成熟的处女作,也是典型的半自传作者电影,看得出黄梓导演拍出了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三段式既代表三个不同家庭成员的主视角与三种有所变化的风格(由写实到超现实,从手持晃镜到稳定平滑),又呈递出了成长/新生与还乡/逝去的交织历程。基调冷峻克制,哀而不伤,在剪辑、转场(包括三段之间的衔接)、空间调度(自然环境&氛围营造,以及室内与画外空间运用)与视角过渡切换上也很有想法,尤其是主客观视点或不同视点的流畅转换,首尾相衔的幽魂视角运镜及通过电视中录像引入片名或收束全片的设计也十分惊艳。内容上留白和需要观者揣摩解析的地方也不少,对叛逆与压抑的青春及患病者心理的描摹很真实。第三段迷雾缭绕的无人村与停电后的荒凉宾馆足以将我吸入片中。美中不足的是仍有一些符号堆砌问题,如阿基里斯与龟和追日者寓言。(8.3/10)
你要做保安,他要做教导主任,我要开小卖部;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现如今已经很少有处女作能让人一身鸡皮疙瘩的惊艳了,这部作品做到了。导演太厉害了,心思温柔又细腻,个性叛逆又沉默,他看见了父母,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老屋,看见了广州这个城市,像每一个经历过高三与家庭伤痛的我们每一个人,静水流深的情感默默汇入到心底,像给我注入了一剂回忆药水,瞬间把我拉扯到自己窘迫、压抑又自由憧憬的青春时光。黑暗的影院里我这个成年人的眼眶悄无声息地湿了,灯亮起前又悄无声息地擦干,感谢这110分钟的私人自我窥视时间,非常妙非常治愈。
本届FIRST影展剧情长片最佳。拍着胸脯说是近三年来最好的华语处女作,时空性的完备程度秒杀所有阿彼察邦的拙劣效仿者。每场戏都有充足的信息量和解读空间,创作者有极其清晰的设计和考量,绝没有卖弄符号的心虚,剧作、表演和电影思维三者同时在场。一个在创作生态里越发“寻常”的家庭事件,用三人接力式的视角挖掘出每个成员的精神困境:死亡,青春,乡愁。联想和共情激起的思绪上下翻飞,无法止息。所有长镜头都没有露怯,有着丰富的细节和精准的调度。更不用说令人咋舌的景深镜头,对当下拍摄场景、人物内心乃至城市地貌都有深刻的认识。结尾与开头打通的幽灵视角直接把我看呆了,河濑直美《沙罗双树》的感动再次汹涌而来。自然、流动,让我耳目一新。
有点反感这片,但处女作有这样的掌控力勉强也可以给个及格分。母亲的段落极为功能化,父亲的段落太过超现实,只有自己那段还算有点落到实处。如此一来,字幕卡强行分割的三段本身就仅仅是花招而已,并没有产生表意上的联系,况且视角也并不严谨:儿子的段落中有一个妈妈背着他在门外打电话的镜头、父亲的段落中也有儿子自己闲逛。新导演搞创作,该弃的不弃已经是通病了,充满着算计感。最后,很多国产新导演拍片都有的表演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死气沉沉的表演,重人物的片子连个近景都不怎么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一到对话戏就是大长全景往那一摆,逢看必睡。
7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厉害啊,处女作能这个程度,很不错了。这片首先好在剧作,非常工整,用心的细节也有很多,剧情的构建,关系的推进也都很合理。相较而言,更喜欢前两部分,第三部分开始玩了些虚的,反而有点无趣了。
看完也很想点根烟。ps才发现广州的景挺适合拍电影的hhh
3.5;首尾以及医院中游离拍摄对象的运动长镜相当惊艳,摄影机仿佛具有了某种(被赋予的)自主意识,仿佛幽灵的游弋;超现实段落与整体略违和,但我还挺喜欢的。独特的地缘风貌(地形、植被、水流、天气景观)与方言乡语,为影片搭建了一个内敛克制的情感系统,它勾连三代人的出走与回归,关乎的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家庭如何处理生死问题,呈现出真实生活的肌理。细节把控十分到位,应该能激起亲历者的共鸣,那些无法出口的苍白安抚,自弃扔掉的药,强忍的打趣,直至最终结局的来临。一切都不可逃避,不会改写的结果,而生者仍要面对,仍要努力活下去,也会笑着谈起那个离开的人。处女作毛病都有,素材过芜杂,段落不平衡且略松散,不过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