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病人

这是一部描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都市生活的黑色社会讽刺片。贝特曼是华尔街的骄子，炙手可热的股票经纪人，英俊迷人，谈吐风趣幽默，年轻有为的他每天给自己的 客户们赚进无数的美元。可当夜幕降临时，黑暗的无边恐怖唤醒了贝特曼双重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将一个个猎物绑架到他的豪华公寓，一点一点折磨，看着鲜血慢慢涌出，猎物痛苦地死去，一种莫名的快感袭击着他。

他是英俊的华尔街精英阶层，自恋敏感攀比一切，竭尽全力展现完美，从衣着打扮到一言一行，无不精致到无可挑剔。只是标准化表演性的社交生活，虚荣浮华的物质主义沉迷，解决不了他内在的孤独感疏离感。物欲横流之下无处舒缓的人心，在狂躁空虚的深渊里沉沉下坠，只能用臆想中肆无忌惮的虐杀来宣泄。疯狂之后，才能回归正常，白天依然继续他审慎的中产阶级生活。

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以自由和个性来标榜自我的现代人，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它使得自由对人来说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自由？

弗洛姆质疑我们这个时代所普遍崇尚的自由之意义，他指出自由也有其两面性，而“自由的消极意义”这一提法无疑与现代社会对自由的认识相冲突。在人类近代历史中，千百万人为谋求自由不惜献出生命，如今却要我们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去审视先辈们得来不易的自由，难免令人不适。《美国精神病人》正是一部敢于挑拨大众敏感神经的影片，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回应了弗洛姆在1941年提出的问题。

本文将以对两个相互问题的回答和对三个结构性段落的解读来作为影片分析的框架。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将会清楚的看到影片是如何戳穿现代人对于自由的幻想和错觉的。

所谓两个问题是指：

一、无论是现实抑或幻想，主角Patrick为什么要杀人？

二、又是什么阻止了Patrick去杀人？

所谓三个结构性段落是指除影片开场对人物背景的介绍外，三个依序发展的情节链：

一、分析Patrick除掉保罗艾伦的前因后果；

二、分析Patrick延长了的与外界的交互模式；

三、分析Patrick觉醒、忏悔和精神崩溃的心理过程。

在分析之前，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全片的大致情节，这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对影片的整体概念：

27岁的富家公子Patrick·贝特曼耽于享乐，生活奢侈放纵，其每日的兴趣在于伙同三五好友出入于纽约各处高档餐厅和名流会所。除在父亲公司名下挂名上班外，他还有一重不为人知的身份：双重人格障碍病人。每当夜深人静，他便如野狼般游走在街头，寻觅当晚的猎物，将其残忍杀害。某日，Patrick杀害了他的同事保罗·艾伦，由此引来私家侦探查访，这令他终日惶惶不安。与此同时，Patrick意识到自己的杀人欲望开始面临失控的危险，他试图阻止自己这一倾向，但其行动却将自己引入了无法逃脱的恶性循坏。

一、罪恶的深渊

让我们从Patrick的一段自述开始：

“我住在纽约西81街美国花园大厦11楼，名叫Patrick·贝特曼，27岁。我深信注重仪表、均衡饮食、坚持锻炼的重要性。早上，如果脸有些浮肿，我会在做仰卧起坐的同时敷个冰袋，现在我可以这么做1000个。取下冰袋后，我会用一款深层清洁毛孔的洁面乳。冲澡时，我则用一款水溶性凝胶沐浴液，之后是蜂蜜杏仁磨砂膏，脸上用一款透气胶质磨砂膏。然后我会敷上一款草药薄荷面膜，保持十分钟，同时我会为其他程序做准备。我总是用一款几乎不含酒精的须后水，因为酒精会使皮肤干燥，让我看上去显老。之后用滋润霜、抗衰老眼霜，最后是一层保护性润肤霜。

这就是Patrick·贝特曼的形象。看上去有些抽象，但这并不是我真实的样子。这只是一具躯壳，虚幻的东西。尽管我隐藏起自己生冷的目光，尽管你握着我的手时可以感觉到真实的触碰，甚至尽管你还能感受到我们彼此的生活方式有诸多相似，但实际上‘我’并不存在。”

在这段对于理解人物性格结构至关重要的独白中，Patrick只谈了一件事：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他直截了当地向观众挑明了这一点，他告诉观众，眼前这个仪表堂堂、体格健硕的男人只是一具空空的皮囊。隐藏在这副皮囊下真实的Patrick·贝特曼则如同透明的空气般不可捉摸。

与此同时，Patrick却又巨细靡遗的提到自己每日健身、护理等琐碎的细节，这使得观众一眼便注意到他言行不一的矛盾之处：假若Patrick果真认为自己的真实面貌是模糊不清的，那如此注重这副外在皮囊又有什么意义？

稍加体会Patrick这一矛盾的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他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他的意识与肉体是疏离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直观地来理解：在抽象的层面上，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身份，一个是外在的社会自我，一个是内在的原始自我。Patrick的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原始自我消失不见了，这令他感到焦虑。

要理解Patrick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引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的一段论述：

“……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他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这段颇有预见性的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大有助益。介绍和阐释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非本文重点，因而这里仅作一简单说明。

以人类的生命过程为例，个体的生命最初在母亲的子宫中孕育成长，在分娩之前，他只是一个完全依附于母体的胎儿，是母亲自身的一部分。直到母子之间最后一层肉体联系——脐带——被隔断后，他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但这种独立只是粗浅意义上两个身体的分离。从功能上讲，婴儿仍是母亲的一部分。随着生理上的发育和教育的引导，孩子开始渐渐意识到“你”与“我”之间的差别，人的个体化进程便由此展开。一方面，肉体、精神和情感上的自我力量不断增长，逐渐发展起有组织的、完整的人格；另一方面，个体的孤独感同步加深，人认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与强大而充满危险的世界相比，个人显得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为了克服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个人便产生了放弃自我个性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中。其途径之一便是“机械趋同”，个体交出对自我的控制和主导权，任由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与他人别无二致的机器人，由于他同其余千百万人组成的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便得以与世界建立新的联系，从而避免了被整个世界排斥和孤立。

虽然个体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里，他却认识到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自我力量与个体完整性。因而“机械趋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物极必反——既加剧了个体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和叛逆情绪。

将讨论转回影片，我们同样可以把弗洛姆的这一理论应用到Patrick身上。

Patrick在典型意义上可视为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物化个体的缩影。他出生于上流社会，相比常人很幸运不必为生存而奔波忙碌，因为他一出生便获得了大多数人奋斗一生都得不到的地位和财富。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他要比常人更加的不幸。因为Patrick一出生便被剥夺了生活的动力和意义——他不必劳动，只需享受生活；他不必爱人，自有人投怀送抱。美国宪法赋予了他外在的人权和自由，却没能赋予他内在的自由。他既无法通过劳动与世界建立联系，又无法通过爱与世界建立联系。换句话说，自打Patrick生下来，他的阶级背景便断绝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将他置于孤立的境地。

留给Patrick唯一的选择是去伪装自己。他无法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说出来，一方面他害怕因有这些感觉而被排斥或受到攻击和嘲笑；另一方面并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倾听他的想法。他必须压抑原始自我的渴望他人接纳和认同的需求，他欺骗自己，认为他需要的是金钱而非工作，性爱而非爱情，崇拜而非友情。

在这种对原始自我的否定忽略下，必须有新的替代品接管Patrick的思想和行动，因而他的社会人格应运而生。但这并不意味着Patrick的原始自我消失了，它在潜意识中蛰伏下来，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反抗外界强加于其上的社会人格。原始自我与社会人格的矛盾冲突便构成了Patrick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成为他精神病症的根源。

二、对世界的敌意

《美国精神病人》整个的故事情节以一种平稳的节拍向前推进，这个节拍体现为Patrick与外界的一种交互模式：外界的变化提供给Patrick原始自我萌动和反抗的直接诱因（A），这导致Patrick在无意识状态下采取行动以缓解自身的焦虑（B），结果外界对他行动的反馈强化或削弱了这一交互模式的效力（C）。我们以字符串ABC代表一个完整的节拍，由此可将第一段情节链（即杀死保罗·艾伦的前因后果）表达为以下公式：

A（名片，费舍账户，多西亚餐厅等）B（杀害乞丐）C（正面强化）——>A（同上）B（杀害保罗·艾伦）C（正面强化）——>A（侦探追查等）B（虐待妓女）C（正面强化）

无论是杀害乞丐、妓女还是保罗·艾伦，Patrick的动机均出于上文所提及的潜意识中原始自我对外界压抑其诉求的反抗。这种反抗的直观表现便是因自我身份得不到认同而产生的愤怒和仇恨。这种仇恨本应指向自我无力改变现状的挫败感，但个体的心里防御机制将这种仇恨错误的转嫁他人。具体说来便是，他将对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他人身上，企图通过控制、征服和破坏外界对自我的威胁来缓解自身的焦虑。

Patrick所杀害或者说仇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与他自己十分相似。这些弱点诸如（乞丐的）懒惰、（模特的）纵欲、（妓女的）贪婪、（保罗的）攀比、冷漠等都在Patrick的身上有所体现。因而我们说他对他人的仇恨实出于对自己缺陷的仇恨。通过除掉或征服他人，Patrick内心的压力得到缓解，紧张状态得到释放，从而获得一种快感。

但由于Patrick焦虑的根源在于自身而非他人，所以他的办法并不能根除自己的焦虑，这就是他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杀人的原因。

以上是对Patrick深层动机的解读，外界的形式则是促使他行动的直接诱因。这里选取保罗·艾伦的依次出场稍作说明。

保罗在公司早会上错把Patrick当成了另一个人——与Patrick穿同款西服、戴同副眼镜的马库斯。保罗当着众人的面与他误认的“马库斯”寒暄了半天，同时不忘炫耀一番自己。Patrick因而十分反感保罗，他感到在别人面前自己的存在感还不如一套西装显眼，实在是对人格的侮辱。

更让Patrick抓狂的是，就连保罗选择名片的品味都要甩自己几条街。物质社会最大的好处是钱可以买到一切，但最大的坏处也是钱可以买到一切。Patrick用钱能买到的，保罗也能买到——甚至能买到自己都买不到的东西（如管理费舍账户、在多西亚餐厅订到座位等）。商品经济下只有永恒的买方和卖方，它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这是以同时消解掉个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为代价的。在Patrick的社交圈子里，没有你与我的差别，只有谁更有钱的差别。一向以自己的高端品味标榜自我的Patrick在保罗面前相形见绌，这动摇了他的自我存在感和在别人眼中的重要性，因而Patrick将其当作了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对Patrick每一次杀人的动机进行具体分析了，细心的观众自可去比较和琢磨影片细节。

三、延迟的快感

上文提到，Patrick通过暴力政府充满敌意的世界从而缓解焦虑的方式是治标不治本，这使得其权宜之计注定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如此说是基于一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Patrick的疯狂行径使得整个事件的牵涉面越来越来，难免露出马脚，这势必会招致社会公理、道德和法律的一致追究制裁。侦探的出现便是作为这一方的代表。

其二，个人势单力薄，无法与充满敌意的整个世界对抗，促使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他的同性恋朋友路易斯。

其三，个人良知的觉醒，使得Patrick开始遏制自己这种疯狂的欲望，而他的秘书简是激发他良知的关键。

这三方面的阻碍使得前文提及的Patrick与外界的交互模式发生了一点变动。原本一个节拍ABC就能获得的快感现在变成了挫败，这使得他得经过另一个节拍ABC来获得快感，整个焦虑获得缓解的环节被延长了。让我们从Patrick的两次挫败谈起。

第一次挫败是在路易斯身上没得手。保罗死后不久，路易斯在聚会上也炫耀般的祭出自己最新定制的高端名片，这张名片极大的刺激了Patrick的脆弱神经——当初正是因为保罗的那张名片他才顿起杀心。所以不难理解Patrick为何尾随路易斯并企图谋杀他，难以理解的是Patrick最后为何放了他一马。这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戴着皮手套面对面掐死一个同性恋，在谁看来都像是嗜好性虐游戏的变态杀手干的事，Patrick从中得到的只有羞耻感而非快感。其二，在Patrick眼中，同性恋者是令人作呕、永远低人一等的可怜虫，他的优越感由此建立起来，路易斯并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他也没必要再给自己招惹麻烦，一个侦探就已经够他受了。

这一番波折进一步加深了Patrick的焦虑，不是因为他放过了路易斯，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对自己的优越感和存在感构成威胁的，既不是路易斯也不是保罗·艾伦，而是所有人，所有和他一样有钱甚至比他更有钱的人。Patrick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一方面仇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一方面又畏惧这个无比强大的世界。

第二次挫败是在简身上没得手。杀人成瘾的Patrick主动邀请秘书简到自己的家中做客，在动手杀害简之前的一番闲谈中，Patrick问了她这么几个问题：

“你一生里真正想做的是什么？简短、概括点，别跟我说你喜欢照看孩子。”

“你感到满足吗？我的意思是，在你的人生中。”

“你曾有想过让某人幸福吗？……我猜你可能要说你只想和某人建立一段真正的感情。”

Patrick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的是审判简的虚伪、做作、庸俗，而他便是简命运的审判官，他要以虚度生命为名宣判简的死刑。

然而简的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她颠覆了Patrick对常人一直以来的成见。简和别人不同，她真诚善良，杀了她并不会缓解焦虑，也不能获得快感，反而会使自己倍感自责。Patrick并不恨简，相反的，他甚至爱上了简。简的真情流露让Patrick体验到了真实的生命活力，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非寄生虫，她真正关心和在乎Patrick。她唤醒了Patrick的良知，他的良知如同一把炽热的皮鞭狠狠拷问着自己的灵魂。因而他放走了简。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情节链归结如下：

A（名片）B（企图谋杀路易斯）C（负面削弱）——>A（谋杀路易斯失手）B（杀害模特）C（正面强化）——>A（杀人快感）B（企图谋杀简）C（负面削弱）——>A（谋杀简失手）B（杀害妓女）C（正面强化）

四、绝望的忏悔

在前两段情节链中，Patrick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对外界作出反应的状态。直到第三段情节链，故事的走向发生逆转，他开始主动行动，试图将自己从这场疯狂的噩梦中拯救出来，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要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早在邀请简到家里来以前，他便已经做出过这种尝试了。他曾与被自己杀害的模特有过这么一段对话，模特问他“你是做什么的？”，Patrick面不改色地说“我基本上从事谋杀和行刑事业”。不能否认他这种明目张胆的坦白带有夸耀和寻求刺激的成分，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潜意识中也有一股向他人承认罪行的忏悔冲动。出于相似的动机，Patrick也向未婚妻伊芙琳坦白说自己“有难以遏制的大规模行凶的需要”。但他的忏悔太过于惊世骇俗，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范畴，因而他的倾诉对象都选择性的忽略掉他的忏悔。这导致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制止自己的病态念头，然而未曾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却招致了更大的压力。接下来分析的两个场景带有很大的妄想成分，读者更应该倾向于将其视为Patrick此时内心状态的具象化场景。

在决意与伊芙琳分手后不久，Patrick内心嗜血的欲望再次被勾起。同样的夜景，略带犹豫地走向提款机，金钱，罪恶的开始。正当此时，一只猫的出现打断了Patrick的注意，使他及时的调动起自我监控意识——他意识到自己疯狂的妄想又出现了。因而他从外套里凭空掏出一把手枪，试图杀死这只明显不真实的猫从而恢复理智。然而他这一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一名老妇人突然出现指责他的变态行径，这既有可能是Patrick自己不愿再次残害生命而试图阻止自己的具象化监控意识，但也有可能代表了外界对他真实诉求的敌视、排斥。不论如何，巨大的恐惧压倒了一切，Patrick毫不犹豫地向老夫人开枪还击，企图掩盖罪证。此时局面开始失控，代表了对自我更强大的威胁和敌意的警察出现了，慌不择路的Patrick为摆脱追捕接连再犯数宗罪行。最后，精神崩溃的他走投无路，只得转向最后的救命稻草——自己的律师。Patrick在电话中悉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帮助，他说，“我猜我是个十足的变态。”

次日，强作镇定的Patrick返回保罗·艾伦的公寓，希望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是个穷凶极恶的杀人魔头——他曾将杀害的尸体藏匿于此。然而事情再度超出他的掌控，Patrick发现有人竟然已经为他“善后”了。整个罪案现场被重新粉刷成待售的崭新公寓，仿佛从未有人在此丧命，一名似乎是房产中介的妇女在向顾客兜售房子。大惑不解的Patrick打开自己存放尸体的壁橱，却发现空空如也。此时那名妇女走来问道，“你是我订的应召女郎么？”，这一句话便道破了Patrick这时仍处于妄想之中。在抽象的层面上来说，保罗·艾伦的公寓此时代表了Patrick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而这名妇女则代表了在原来的心理防御机制土崩瓦解后，Patrick重新建立起的一道防线——不容置疑、独断专行的严苛母亲形象。这一更加强大的防御机制将Patrick的自我意识驱逐了出去，并要求他将自己犯下的罪行从记忆中抹除——“不要给自己惹上麻烦，别再回来了”。

处于极度绝望和恐惧中的Patrick被迫重新伪装出正常的社会人格，前往酒吧寻求律师帮助。然而如同他前几次忏悔一样，并没有人对此做出认真的回应——他彻底崩溃了。

由此我们看出，故事发展到最后已经完全深入到Patrick的精神世界之中，影片引导观众去观察人物内心的挣扎抗争，这是一场Patrick与自我、与外界的搏斗，最终的结局是Patrick完败。Patrick没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反而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他已经无法像常人一般再度适应这个充满敌意、威胁和排斥的世界。

就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有病的不是Patrick，而是这个病态的社会。这社会拒绝接纳个体的真实自我，但又未能给个体提供一个摆脱孤立的折衷办法，最终只是冷漠的看着个体走向崩溃和自我毁灭。Patrick确实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谁又会为Patrick的悲剧命运负责呢？

影片并未明确给人们提供一个解决之道，但在最后还是模糊的为人们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唯有“深刻地去认识自己”，才能获得救赎。

让我们以Patrick最后绝望的独白来结束本文，以警醒那些仍处于浑浑噩噩中的世人吧：

“但是内心并不重要。没有什么再需要克服的了。我们所有人的共通之处在于内心无法遏制的疯狂恶毒的阴暗面。我已不在乎我种下的恶果及我对此的冷酷和漠然。我的痛苦持久而深刻。我不希望人人都拥有更加美好的世界，实际上，我希望将我的痛苦强加给别人。我希望没人能够逃脱这种痛苦。但即便承认了这一点，我的内心依然没有解脱。我依然躲避着应得的惩罚，我并没有深刻地去认识自己。我的讲述中不再有新的认识了。这个忏悔毫无意义。”

附1：本文献给我最爱的小仙女。

附2：豆瓣这见了鬼的审查，帕特里克四个字怎么也会被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