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新闻

1960s冷战时期，右派军人和警察控制下的国家（暗指希腊），为打击左派参议员在国内的演讲煽动民众，派打手暗杀参议员。之后又百般掩盖真相，毁灭证据、杀害证人，事情败露之后，尽管被有良知的法官控告，军警高官却只受到象征性的行政警告，不了了之。 正如影片开头，警察局长说的：“意识形态的疾病就像病菌，也要采取预防性措施。我要告诉你们这些高级政府官员，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健康的躯体，治好这些有病的，我们必须扫荡一切疾病”。

本片讲述在军事政权创独裁体制的南欧某国，反对政府的在野党领袖Z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遭人暗杀，政府当局公布是意外车祸而死，对这理由不能置信的人们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从Z先生的同事那儿打听到种种迹象的检察官决定抵抗政治压力追查到底，终于发现这是一宗有计划的政治谋杀，并牵扯出许多政界的大人物。可是后来牵涉这件命案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处以徒刑或是被杀。加斯华凭借此片一举成名，并开启了政治黑幕片的新风暴。

新片型的出现总会有种种暗示。电影史学家西克里耶说：“70 年代的法国社会好比所向披靡的第二帝国。这个时期充满了拜金主义，广泛的城市生活，以及对于金钱的贪婪，造成了很多房地产丑闻，掌权的政治阶层深陷其中。”于是政治型叙事电影应运而生。政治电影最初的目标是真实再现法国社会。同时，试图发明一种新的电影摄制方法，把政治意识形态和电影话语联系起来，构成新的连贯性。正如史学家弗罗东所说的：“在这种叙事型电影中，这个时期真正新型的‘政治性’电影，不再寻找集体价值观的乐趣，而是寻求对个体的欣赏——可以理解成语言操控的东西，最终被视为革命性的。”法国政治电影采取排他性的格式，一路彻底地考察社会结构，重新定义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力的关系。1968 年之后，科斯塔·加夫拉斯的《Z》（真实事件）和《大冤狱》、《失踪》一系列影片的成功，使电影和政治两者一起很快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政治电影开始把具体事物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电影开始介入了现实。

同样，促进科斯塔·加夫拉斯电影类型产生还有一个首创，就是成立了政治性“电影导演协会”。这个协会起着无形的监督作用，至今都有着影响。战后以来，除了克莱尔的《自由属于我们》、雷诺阿的《生活属于我们》等一些零星的名片，法国电影界就再没拍过完全意义上的国内“政治片”。并且当时正处于电影对政治变动不感兴趣时期，因此科斯塔·加夫拉斯取得的成就更加瞩目辉煌。

科斯塔·加夫拉斯是希腊电影人，1952 年移居法国，并于 1968 年加入法国国籍，刚开始在索邦神学院学习法国文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后来转修电影研究，在巴黎的电影资料馆他看了许多电影，科斯塔·加夫拉斯发现原来电影也是一种写作——通过影像来创作。然后他进了高等电影学院，成了众多大牌导演的助手，这为他在之后的创作中积累经验。

在《Z》筹备的期间，1968 年法国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整个社会对政府，对资本垄断充斥着不满，学生和工人集体抗议，这同时也标志着文化、社会、政治新时代的到来。虽然导演表明这场运动的爆发在电影筹备之后，并没有因此来改变自己电影的内容。不过同时也说明导演早就敏锐发觉了社会的需要，他的电影正是当前民众需要看到的、符合大家观念的电影。导演 2018 年来资料馆时在交流会中提到了《Z》剧组的所有人都没有工资，但演员都是当时希腊、法国、意大利最有名的演员，都非常愿意参演这部电影，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是现在需要的电影，需要表达传递的东西，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员，要传递出来他们自己的意志。

电影《Z》也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片子讲述了 1963 年在萨洛尼卡，一位希腊国会受欢迎的左翼自由党议员——兰布拉基斯，因组织集会反对在希腊部署北极星导弹，威胁到了当局，遭到了暗杀。在一次示威中，他被杀害，警方不但没有保护他，还大力掩盖事情的真相。负责调查的法官不顾阻挠，将案件侦破，并将这场政治阴谋大白于天下。但在影片结尾字幕表明：尽管罪犯们被罚款判刑，但在第二年的军事政变之后，他们还是官复原职了。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放性结局，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电影如实地讲出了结局，事实怎样就怎样。影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欧洲政治意识与责任和充满活力、节奏明快的好莱坞动作片风格结合起来。此片凭借真诚的政治责任感和叙事风格让人难以忘怀。它没有囿于教条观念，对于用非民主方式控制意识形态的可怕的扭曲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科斯塔·加夫拉斯接下来的一部影片《大冤狱》同样对另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0 世纪 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清洗。在该片中，他探讨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本质。主角被诬告犯有叛国罪，他面临着是否应该为了组织利益承担这项莫须有的罪名的痛苦。该片虽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它的戏剧效果传达出一种简朴的道德情操。用可怕的事实证据，谴责了使用道德败坏手段，伪造审判，虚假供词和斯大林式恐怖，以及当时对法国共产党的认可。因为科斯塔·加夫拉斯不太考虑爱国主义，所以外界总是以此来抨击他，由于他本人没有政治打算，所以这一点也并无大碍。他不断发现问题并且反映问题。1972 年的《戒严令》讲述了中情局密特里昂丑闻时期在乌拉圭的活动，探讨了引人注目的良心和道德观模糊的问题。还有 1982 年的《失踪》，一个发生在阿根廷的政治独裁故事。这一系列的影片表明了科斯塔·加夫拉斯自己的电影风格——至少将三种不同片型的最佳特点相结合——黑色电影的恐怖氛围、标准的动作花传奇剧以及基本的警匪片。科斯塔·加夫拉斯导演总是以一种强硬的追求真理的姿态来展现他的电影。

由于《Z》的主题集中在不公正上，它使得当时的欧洲观众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体，在人类观念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在《Z》的片头字幕中，直接黑底白字写出了“影片如果与事实、生者或死者有任何的雷同，并非巧合，而是故意。”在影院观看时，引来观众的笑声，放在现在恐怕也没有几个导演会在自己的电影片头写上这么硬气的一句话。同样在电影《失踪》中，从开篇的旁白开始，影片就以一句 “片中部分人物姓名被更改，是为了保护其生活中的原型，也是为了保护这部电影”展现了导演的态度，同样也展现了法国 20 世纪 70 年代电影的姿态——介入现实，并且不断追求着真理。这既保护了电影的艺术性和纯洁性，同时更加表现了事件真实性。

要想取材于现实，必须着眼于现实。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导演交流会上，已经 85 岁的科斯塔·加夫拉斯导演表明了自己最近比较关注的问题，欧洲政府和民众在看待欧盟问题上的矛盾点，他一直在观察生活，并且充分利用电影的媒介去揭露这个痛点。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对政治题材电影情有独钟时，加夫拉斯有一句很著名的回答：“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我们所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电视——都要面对千千万万的观众。我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科斯塔·加夫拉斯所言，他作品中展现的政治斗争残酷和政治迫害的无情，并不归咎于大时代悲剧——这些让人无可奈何的症结上，而是落在具体的个体上——作恶的终究是人本身。

我想到波酥的一句话：“如果文字不能记录真实的历史，那就让表演记录历史中真实的人性。电影里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可是人性却似曾相识。这是注定被湮没在娱乐至上的汪洋中的孤独声音。”大多数的政治电影通常都会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手法去模糊事实，含沙射影，而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电影总是坦荡的。他着重于唤起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政治化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提出问题，揭露事实真相，以便让观众自己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今天，我们重温四十多年前的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电影，那个阶段制作出来的电影真实地体现了时代精神，紧扣时代的脉搏。伟大的作品一定呼唤着时代的印记，科斯塔·加夫拉斯用它的姿态来展示着这一切。

——写于2018年5月

参考：雷米·富尼耶·朗佐尼 . 法国电影 [M]. 北京：商务印刷馆，2009,224.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是一句俗话，俗话的本意是告诉给大家，真的还是假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选择。人们选择真相，那么假的就是假的，真的还是真的，否则，真的就会成为假的，而假的也会更加的冠冕堂皇。选择不同，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一样，而如何选择，究竟谁决定？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可以说是政治电影的典范。而且本片源于的蓝本是一起真正的政治事件，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国家希腊右翼执政党当权，在他们的统治下，希腊人心惶惶，任何有着不同于右翼执政党观点的派别都会被当做是东方阵营而遭到打击。影片《焦点新闻》聚焦的就是一个在野党中的反对派领袖人物，他在一次公众会面中意外身亡。而对于他的身亡，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起谋杀，然而希腊当局却盖棺定论为一起意外事故。对于这一决定不满的人们纷纷站了出来展开了对于真相的调查，然而真相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孜孜不倦的调查而浮出水面，涉及到此次事件的人们大都迎来了一个不很好的结局。自此，影片为我们展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政坛的黑暗。

有些政治电影需要用暗语来对冲台词，需要用暗喻来展示核心思想，而本片却是一个例外。作为一部政治电影，作为一部揭示某种辉煌下的丑恶的政治电影。本片所展示的却是赤裸裸的行径。反对派领袖的遇袭身亡，最终导致的是民众们的反抗，然而真正的反抗却一再受阻，调查这起事件的记者被宣判，而参与这起事件的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的成为了阶下囚或者意外死亡。所有与政治沾边的人都不得善终，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度真实发生的事情。

冷战之中，美苏两大阵营对于这样的政治事件司空见惯，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对于此类事件做过多的解释，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人们的觉醒自然是政府不能左右的。欧洲的青年们纷纷投身街头政治，而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民众崛起，欧洲的执政党自然是非常惶恐。然而这样的惶恐催生出来的并不是对于先行制度的反思以及改良，而是彻底的将现有的反抗者清除出去。

Z先生是本片的主人公，也是希腊当时反抗力量的内部人员之一。作为在野党，Z先生面对的有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同样是执政党的与之观点相悖的人的层层施压。作为反对派，Z先生需要为支持自己的民众谋求利益。然而另一方面，支持自己的民众并不能完全理解Z先生所面临的压力。当然，这并不是民众的问题，也不是Z先生的能力有限。而是源于最基本的诉求能不能得到完全的二满足。

民众在选择支持某一个执政党的时候，看重的是这个执政党能否带给自己眼前的利益，如果这个执政党许诺的利益不能马上兑现，那么民众的支持就会迅速下跌。这也是欧洲社会高福利高负债的本源。前者欠下的债需要有后者来偿还，然而后者一旦中断了这种“偿还”，民众的支持度就会下降，而最终面临的是自己跌落政坛。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后者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只能继续让这种债务不断扩大，这是无解的。

Z先生要做的显然是不同于一般民主国家执政党所崇尚的那样。他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的，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真心，Z先生对于现有的执政党构成了根本威胁。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执政党中的异化分子，对于这样的人，铲除是唯一的方式。而本片所有的核心都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铲除Z先生。

与很多阴谋论大行其道的政治电影不同，本片并没有太多的阴谋论，也没有太多的计划精妙的构陷。本片的行事方式很简单，也是很直接的，那就是直接彻底干净的解决Z先生。而解决方式就是集会以及集会中的人群。Z先生作为想要为民众做一些事情的人，他是非常愿意接近民众的，这就给了反对派机会来执行自己的刺杀计划。这个计划并不巧妙，也没有太多的设计在里面，从一开始的不断地冲击着Z先生的暴徒，到后来三轮车上用棍子击打Z先生的凶手，他们都是独立的刺杀点，而这些刺杀点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不过是有赖于人数众多。最终，凭借着现场的混乱和警察的不作为，Z先生被成功解决。

我们所有理解的政治阴谋在本片中彻底的失效了，为什么失效，源于本片所依赖的叙事方式以及本片中所展示出来的肮脏手法。六十年代的希腊执政党是肮脏的，他们不惜用一种堂而皇之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卑劣，但却没有敌手，原因很简单。在民众所能理解的范围内，他们一手遮天。这也就是希腊独裁统治时期的社会黑暗面。即使本片最终彻查了“真相”又如何，本片中的这些胜利者获得了胜利，但是却失去了自由，那些失败者失去了自由，然而却依旧横行。搞了个大新闻又怎样？希腊的意志并不会随之改变。

……

你好，再见

在这部非常成熟的作品中加夫华清晰地呈现出的理念，即用流行的、几乎美国的方式（得了奥斯卡奖）制作政治电影并且以此获得影响力（得了奥斯卡奖），令我感到特殊的振奋。虽然后面几乎很精致，电影开头一段仍然生硬而野兽派，如同一种近乎即兴、去掉洁癖、三倍速（指的不是表面节拍而是底下的和声进行）的早期戈达尔，这是C-G的惯常作风，与左派、同样注重细节趣味（想想墙上厚框的画像，照片上的反光）却强迫性一尘不染的阿兰·雷乃形成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强烈对比。雷乃甚至也喜欢插入镜头；《穆里爱》有各种与C-G异曲同工但给人完全相反感受的插入画面：雷乃学术且（至少想要）意趣隽永，而加夫华想要一种美国式的紧张和动情，外加一抹布努埃尔（能够自信地进行《资产阶级审慎魅力》或《自由的幻影》那样场景切换——切换本身，我说的不是叙述的宏观组织——的人除了他也许只有洪常秀）的拙雅。故事写法越是美国——独立检察官看上去像终结者——就越需要在内容上变得反讽：cf. 罗伯特·奥特曼的手法。仍然，作者无法控制临近尾声时泛起的不当的喜剧性；他通过注入一个深重的欧洲结尾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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