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

首先，汉娜作为一个待过集中营的犹太人，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去“理解”阿道夫·艾希曼，实在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当然，她自己也说了理解不等同于宽恕）。我们在对待任何人事物的时候，都基于自己的立场，要抛弃自我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她是伟大的。
第二，汉娜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评判。她认为，他会犯下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能力——思考。他只是像做一件普通工作那样”高效、准确“的完成。当党卫军在首长的指导下，完成第三帝国的伟大理想时。他们都躲在这个庞大体系背后，机械地活着。这个”伟大的目标，民族的崛起“就是保护个人丑陋和邪恶的最好屏障。当众人犯罪时，个人就不会觉得那是犯罪。当有一个高尚的理由撑腰时，屠杀和犯罪都成了”战斗“。纳粹不是一个人，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也不会是一个人。我们是整个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就是这每一点的不作为、不反思而造就了整个纳粹。每个人都有罪，当然你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纳粹是邪恶的，是反人类的。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
第三，如果说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煽动了整个民众，那么战后犹太人的仇恨心理何尝不是民族情绪的膨胀。你是犹太人，就不应该为纳粹说话；你是犹太人，就应该仇恨纳粹；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如果，你对以上问题提出疑义，那无疑你就是叛徒。其实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生活是有惯性的，思维也有是一个固定模式。社会根据我们的出身给了我们身份，然后我们就要做符合这个身份的事情。对人、对事分类，有利于我们遵循固有的应对方法来应对人事。只有大家都按照统一的规则去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平衡的（不是和平），整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的运作下去。任何试图打破的人，都将遭到攻击和打压。所以，汉斯是从情感上和思维惯性上都是不能接受汉娜的思想。舆论也是很难接受这种观点的，这和他们对纳粹的固有定义相差太远了。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情感。

所以，说到邪恶。你可以认为，人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只是看有没有一个面具可以躲在后面，合理、高尚地施恶。同时，我们都有善良的一面，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善恶是相对的，好坏也是相对的，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标准，评判同一件事时，是会有不同的结论。

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

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本来上午应当写论文的，结果一开电脑就变成了看电影，而且看完电影还想写点东西。好在电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时间。
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呢？这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摄手法，或演员的演技、装扮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还是要说，阿伦特还是学校的超级学霸时真美；而海德格尔比照片上还猥琐）。这部电影好在启人深思。若论启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读阿伦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绍读物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看电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讲，小说相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选择时的具体情景。更具体地说，小说、电影这些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好处，即它可以让人们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虚拟的道德判断。这种艺术提供的机会无法取代，是因为日常生活并未给我们如此多的机会，而每一次新的抉择都让我们对人性认识得更深。假如没有希腊悲剧，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设想弑父娶母的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思考某些内在于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假如没有奥威尔，我们很难只凭思辨把极端情况下的人该如何行动考虑清楚。而根据康德（以及数不尽的哲学家），做道德抉择、思考何为对何为错，是自由（或理性，或人性）的最终保障。
基于同样的简单思考，我觉得，《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也会使人深入思考究竟在某些情境下究竟何为对何为错，而它提供的情境恰倒好处，干净利索。电影中提供了如下几段情景：纽伦堡大审判及阿伦特发表关于“平庸的恶”的评论；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绯闻；在生活中汉娜与丈夫、朋友、学生的各种争论或议论。每一个都为深入思考道德抉择提供了情境基础，而每种情境都能揭示出足够重大的问题。具体来说，它们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纳粹的罪责由谁来承担】
控方指责艾希曼屠杀犹太人，而艾希曼则辩驳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竟没有感受到相应的负罪感，而（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最多只是有一点“分裂”。法庭一再用犹太人被残忍迫害作为证据，而这并不能根本动摇艾希曼的反驳。最终艾希曼还是以通常罪名被绞死，但他难道是个毫无感情的恶魔吗，或者他真是无辜的？
阿伦特的解释是，纳粹的邪恶已经远超过去的想象，根本无法用传统法典上的罪名来衡量。艾希曼作为个人，在犯下罪行时时无意识的常人。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但在某且极端情境下却能犯下最残忍的罪行。他更大的罪行在于丧失了自我，这是反人类。不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国朋友、犹太委员会也因有这种“平庸的恶”。只有更深刻地检审“平庸的恶”，才能真正认识到纳粹究竟的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我没有研读过阿伦特相关的原文，但这里也不需要，电影提供的情景已足够清楚，足以使人思考了。倘若承认了“平庸的恶”，那么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经常高强度地检审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因为许多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承载了最邪恶的东西？这种有点存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真的现实吗？艾希曼作为纳粹的头领，他的行为会被追究，但小人物也有与他同样的动机，也导致了同样的事情，罪孽几何？
这里当然有张力存在，但教诲已足够清楚：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是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自己应当如此选择，而非把一切都推给下达命令的上级、家长、习俗。当然这种检审具体如何进行、责任具体如何划分、是否会让人累的身心俱疲，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两德统一后，向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的军警也同样被审判，他们也诉诸于艾希曼同样的辩解——服从命令而已。而这次判罪的理由比纽伦堡审判时好了许多：他们本可以在（被迫）执行命令的同时把枪口抬高一点的。
德国人反思纳粹的深度常常超过常人想象，这部电影在这一主题上达到了这个深度。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
这个主题自从施派流行起来以后已经烂大街了，不过它的确值得思考。电影为我们呈现的是：不仅在民众，甚至在怀着复仇情绪的知识分子眼里，阿伦特所谓艾希曼是无知的，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为纳粹辩护。而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势必把一部分责任到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自己头上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于是来自愤怒的民众的电话或信件接踵而至，而来自朋友决裂、劝诫、失望、不理解也影响到了汉娜的生活。
其实汉娜与朋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充斥了整部电影，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伦特要以那种奇怪的态度为艾希曼辩护，只是争论在私下以种种方式被平息了。只有丈夫理解她，他也觉得审判并不正义，但却担心妻子会不会因思考回到过去的“黑暗岁月”。而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引起众怒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别人没有仔细读它，但这被丈夫说成天真。众人没能阅读并理解她的观点，这究竟是因为众人的愚蠢，还是因为众人根本不会真正阅读与自己意见严重相左的观点？有人说（历史主义的），使自己被排斥的最佳方式，便是不断挑战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即使它们是独断的。
影片中，更深一点的问题是：既然众人无法理解哲学，那么哲人是否应该把自己激进的观点发表出去？如果以施派的方式回应，她当然不应如此幼稚，至少该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片中阿伦特却说激进并不就是错的，应当有勇气去发言（片中反复提到勇气）。还有一个内在问题：是否有一些观点明明是真的，但基于现实永远也不该说出来？比如最后阿伦特在大教室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说服了所有的学生，但却没能说服自己的犹太老友，反而使他下定决心与汉娜决裂。学生被说服，是不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没能经历当年的恐怖，而犹太朋友没能被说服，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如果再说三道四那么就是亵渎？显然，哲学的危险处境在于它对一切都想说三道四。
有意思的细节是：阿伦特觉得自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丈夫安慰她说在美国并不用担心被驱逐。但政治与哲学，或怀着情绪的大众与试图说出道理的哲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消解。哲人该如何做？作为大众我们该如何看待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思想，这都是值得深思的。

【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
我不是太懂海德格尔，因此不敢贸然写太多，这比评价纳粹还要复杂。无论如何，这是所有哲学学生最感兴趣的八卦，至少一睹了“女神”当年的风采。
片中每次出现与海德格尔相关的段落，都由两张旧照片引起。这些段落包括：（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在图书馆听到男同学对她说海德格尔向纳粹效忠、海德格尔上课给学生讲如何“denken”（思考）、阿伦特去海德格尔办公室、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做爱做的事；以及（战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实话说，这些段落并不试图使人明白为什么教会了阿伦特“如何思考”海德格尔要当纳粹、或海德格尔为什么不道歉、或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它们主要意义是引起困惑，让电影的主题更深更广。
不仅我们不理解，片中阿伦特的朋友、丈夫、甚至她自己也没能解释这个问题。每次朋友问她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她都会回答说最爱是自己的丈夫——这种甚至有些做作的爱，是否是为了抚平心中的困惑？先知式的哲人是否会在政治上犯如此幼稚的错误？还有，哲学家跪在女学生膝下时，他还是那个哲学家吗？我只能说不知道。

总之，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有关哲学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至少比那部《维特根斯坦》强多了，尽管后者视觉效果出彩，但除了让人看出维特根斯坦是个怪异的天才外，并未带来更多原文以外的思考。

这个电影从本身来说，技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其所阐述的内容，“平庸之恶”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确实会引起所有人的愤怒，尤其是涉及到诸多人生死的时候，这样的话似乎确实失去了说的意义，不合时宜。
但是汉娜说了，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击了真相。是傲慢也好还是读书人的蠢钝也好，最终她还是将这个东西说了出来。
也许有人觉得她是再拿诸多人的生死在那里做作但是我敬佩她，揭开人性的真相去阐述我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是如此艰难。就比如说，法律上也说法不责众。事实上这与整个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所背离。
汉娜一直在坚持的是平庸之恶是造成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作为转运官员的那个刽子手，他只是在遵循命令。而这种命令本身的遵循就是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良知的结果。众多人背离良知的遵守命令，最终导致了恶果。【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电影或是著作】
同时她当然对犹太人有同情又关爱，这一点毫无疑问。
她希望通过唤醒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从而鼓励人们要用良知道德去抗争，而不是成为这个强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当你看到人们谩骂她是替刽子手辩护的婊子或是犹太人中的败类，你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被自己内心的伤痛所折磨，没有办法去正视汉娜的观点。当然我也并不责备那一点，反击也没有意义，事实上很多人遭受那样的创伤之后永远走不出来，就像她那个同事再听了她如此明晰的观点也好，依旧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汉娜是个真正勇敢的人，因为她正视了自己内心的伤痛，敢于自我解剖。
有良知的人放弃良知，有良知的人惧怕对抗，才是这个社会最为可怕之处。
我依旧记得我那个操着一口不标准普通一辈子是个讲师的法理学老师，他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社会变革、公共事件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下一个当遭遇不合理体制伤害的人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么一颗心，你就会有良知。

一个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傻逼。决定去借汉娜的著作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