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时隔六十多年后，电影《武训传》以公开发行DVD的方式解禁。虽然封面上印有“供研究所用”能让人想起那些“内部学习资料”和“供批判使用”，但它仍然说明时间的客观性，昭示了历史车轮的无法阻挡及其不断前进。
不过，这并非一部“好看”的电影。在漫长的两百多分钟内（上下两集），它起码可以给观众造成长达两个小时的不适感。这些不适主要表现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的“丑恶”行为（毛泽东语，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之后该电影才沦为共和国第一禁片）。我们有理由相信，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观赏此片时也曾感到不适。强调阶级斗争的毛对于残酷的阶级压迫当然不会陌生，这只能证明革命的正义性，但武训“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式的放弃一切人格尊严和主观抗争的行乞，不仅偏离了阶级斗争，而且冒犯了所有稍有自尊的人。
我想说的是，《武训传》在人性层面确实是一部反动而又黑暗的电影。无论电影是否颂扬了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抛弃个人情感和个人尊严，已经突破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
在张举人家，丫鬟小桃希望能和同样遭受压迫、欺骗和凌辱的武训私奔，这完全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生活理想，即便武训无力帮其实现也没有问题。然而此时，武训却像但丁一样梦游地狱，进而进入天堂（打破文化和信息垄断带来的改变），只想着办义学，完全无视小桃的热望。决绝地将小桃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上吊自杀）。放弃情感之后，也就是在之后孤独漫长的一生中，武训放弃了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不断自轻自贱，将个体生命的底线画到了动物形态。只要能够像一头牲口那样吃、睡、干活（行乞），任何属于人类的需求均与之无关。
为了兴办义学，让天下穷苦孩子能读书，这确实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为之付出努力以及一生均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武训已不存在任何个体意识，彻底沦为一个脸谱化和符号化的人物。这种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价值观，是让我极其不适的地方。可以说，在塑造人物方面，这部电影是失败的，武训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一枚被安装在“天下主义”这架绞肉机上的螺丝钉，是一个机器人，或一具行尸走肉。
关于武训其人，鉴于其在世时即被光绪皇帝表彰过，也鉴于梁启超、冯玉祥、陶行知等近代名人赞颂过，载于文字的形象与电影中确实相差无几。文革期间，为了延续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曾整过一份《武训历史调查》，这份材料出于抹黑武训的需要提到武训“实质”是一个大地主大流氓，曾“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老实说，我倒希望这是真相，因为它还有点儿“人味儿”。

2012.4.2

　　今天终于没有错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影院小厅看了胶片版的有些许残缺的电影《武训传》。以现在的观影习惯来看，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了，慢条斯理的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毕竟已经五六十年了，当年感染观众的方式有点显得可笑，不大适合今天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至于影片的思想内容，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近乎三十年的积淀已经让《武训传》本身从艺术到政治有了一个近乎尸体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绍，动用了从天文望远镜到高倍显微镜的各种工具，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有所涵盖。所以笔下无言也有情可原，于是只是回到宿舍，翻看了能见的一些当年文字，囫囵吞枣的浏览了一遍。

　　所看书目不过《中国电影研究资料》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百年》李多钰主编三本书而已，权当了解大概，故而不敢妄称研究，不过有些许断想而已。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和平反

　　《武训传》的批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中国电影百年》语）。早先国内放映的时候，可以算是好评如潮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好评如潮”，才更为突显其显现出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的媒体上还有关于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对于影片的经验介绍性的文章，可见当时有树立典型的苗头：名导和明星的珠联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而来，掀起了批判风潮，从电影摄制人员扩到到整个文艺界，从具体的“武训评价”到抽象的阶级立场，终于成为政治性的运动。此后《武训传》永远都不享有纯粹的文艺评价，而紧紧的和政治发生了关系。1985年胡乔木的一段简要讲话，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对《武训传》的平反，还是以政治运动的清算方式开始的。

　　孙瑜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导〈武训传〉记》，只是半回忆录性质的，创作上的探讨较少，《编导〈武训传〉前后》则倾向创作经验的内容多一点。而赵丹的《我怎样演武训》的理论研讨价值也很大。相信当年的一些正面评论，也是较为集中在艺术范畴内的讨论和批评。这可以在后来批判风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据，比如李长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得到了教育》写道：

　　“我过多地评论了《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的艺术，太轻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确地）触及了政治意义。这不免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不免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的美学的影响。因为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是艺术标准的批评论，也就犯了错误。”

　　此段文字或可印证。

　　5月的社论一经抛出，形势急转直下。批评夹杂、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场，用文艺批评的手段搞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评。于是雪片般的评论飞满全国，采取艺术分析和政治品评“嫁接”的方式，炮制出炉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检讨稿件。仍以李长之先生的同题文章为例，在前引文字之后，紧接便着例证了他的“错误”：

　　“例如我指出，武训电影之‘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并没有提高它的艺术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损害了武训事业的严肃性’。其实，武训事业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说不上损害不损害它的严肃性了。可见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艺术性的批评是不会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算是艺术层面的分析，那么对于“武训事业”的评价实在是无由的牵强。然而各地这类稿件之多，是无法想象的。江青更是亲自带队实地考察，不但洋洋洒洒的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还树立起了“宋景诗”这一光辉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来和武训形成对比。总之，最先的政治定论为《武训传》的政治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永久的记号。是这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评价都离不开了政治。

　　至于后来的平反，仍然是政治化的。1983年万里，1985年胡乔木分别都表示对于《武训传》的评价有失公允，而此时已经处在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对于《武训传》的平反，也自然划归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其后的多数关于《武训传》的评论文章中，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研究者的学术文章，都已经舍弃了电影艺术的标尺，而成为研究“谁之过？”的历史淘金。比较典型的就是将《武训传》批判归结为江青个人阴谋报复行为，是对知根知底的赵丹等前同事的个人迫害。

　　电影之后尽管经常有人提起，在影史上留有一笔，却鲜有关于艺术成就的评价和概括。《武训传》成为了政治或者文化的一个符号。

　　批判《武训传》的武器

　　江青借着批判《武训传》的风潮，组团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该文考据丰富，旁征博引，实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可见当时的人们确实有股韧劲。我和大学同窗还曾就此事感慨过。从《武训传》公映到《调查记》成文发表，不到三个月。“调查取证”，编撰行文，还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宋景诗”这号人物，专门用于对于武训的回击。这种独特视角和博学，现在依然销声匿迹了。

　　如今荧屏银幕上充斥着各种耳熟能详的情节和段子，都是同样的桥段不过换个时空，换个身分，就能堂而皇之走进大众娱乐的视野。不是各种篡改传说，就是“秘史”系列。蹦蹦跳跳的表现着后现代的不屑和疯癫，骂骂咧咧地糟蹋消费者的智商和品性。没有丝毫智慧的胡闹在媒体上，相比之于当年江青的目标和手段，简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说《武训传》是个政治和文化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最起码指代的是一种“严谨持重无所不用其极的改造”。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根据武训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寻找并打造相应人物和形象予以回击。这种创造力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来以改造他国童话传说闻名于世，对中国《花木兰》的改造，换来的只是上海动画电影制片厂挖掘原著的《宝莲灯》，而同是讲述母子亲情题材的动画片，迪斯尼随之而来的《人猿泰山》把亲情提高到了一个人兽间的争议高度。对于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迪斯尼采取精彩讲述的方式，梦工厂则选择了完全解构。《调查记》及“宋景诗”完全证明了这样的创造力并非国人所缺，只是渐渐的淡忘了。或者说，没有缺失也没有淡忘，只是从来没有用在创作或者娱乐这些形而上的无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实践到“为人处事”的能力上了。

　　尽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至少证明着，一段时间内，国人国片的创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这让今天的所谓“繁荣”汗颜不已。

　　《武训传》及历史的武训化

　　夏衍先生在《武训传》拍摄过程中就曾提出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说法，这大概是从艺术角度的评价。而纵观《武训传》的全片和历史，让笔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结论。

　　《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是悲剧性的。几次三番的看着并经历了穷人吃“不识字”的亏，于是立志兴建义学，为穷人家的孩子无偿的提供教育环境和教育机会。然而，当小孩读书给武训解释“学而优则仕”的圣贤道理时，武训对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质疑了。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最早关于武训批判比较集中的部分，即武训的义学虽然是济世的，但终归还是向封建传统和封建制度的妥协。编导们当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这一点认定这个形象的深刻悲剧性：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而实际上却是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一特性。

　　武训由于目不识丁，不懂得礼数，没见过世面，自然对于儒界官场的规则一窍不通。被泼皮无赖的欺骗不过是皮肉之苦，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为尴尬和令人焦虑的。武训的义名远播，惹得各级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下到一县之长，上到太后皇上，无一不以他为工具，标榜政绩，粉饰太平，收揽人心。而武训对此则毫无察觉。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二特性。

　　回过头来看《武训传》批判的历史，那些批判、反批判的文章，哪一篇不是对“游戏规则”的无奈适应？“艺术分析加政治品评”模式不正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妥协和及这种妥协的认定？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们，似乎都是处于一种对于政治的依附，最终成为政治工具的悲剧命运。当年或出于无可奈何，或出于随波逐澜的批判，不过是政治风潮中的一朵浪花。动用想象力写出文章发表的和发挥创造力挖掘历史造型的，都是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已。至于平反时分，站出来高声怒骂的，低下头深刻反思的，也说不清是真情流露还是随声附和。

　　《武训传》里的反派张举人，自以为手执笔端，“一字令人生，一字令人死”，似乎笔杆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其实还是没看见自己的脑壳子，早已经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那些利用武训之名，或揽人心，获得好处的人，自己已然“武训化”了。他们不过是在别人的身上实践着从自己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而已。

　　总而言之，无形的制度不但规定了所有的人都在体制框架内游戏，而且规定着胜利者的属性和位置。所有游戏中的人们不具备相应的属性和位置，就永远是胜利者玩物。

　　而所有人都是游戏规则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