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另一边

有关奥逊•威尔斯导演的晚期作品及其生涯，传统上作为“千禧”（泛指84~95年出生）年青一代甚至更加年轻的后来者们似乎了解并不多，直到诸如《审判》、《午夜钟声》、《赝品》等片的数码高清重制放映与发行，才使得更多的人们得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位堪称电影史第一巨人与天才，而与之伴随着的则是更多的电影之谜尚未或者可能永远无法解开，诸如诸多奥逊•威尔斯长年以来直到去世也未能真正完成或问世的伟大项目：《堂吉坷德》、《梦想家》、《深渊》……等等，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最庞大、对奥逊•威尔斯也最看重的就是这部失落已久的传说中的《风的另一边》。

在威尔斯去世之后，《风的另一边》就进入了长时间庞杂的所谓版权纠纷之中以至于使本已极其复杂的后期工作变得更加难以完成。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诸如甚至通过网络众筹等方式最终完成并发行影片的尝试都付之失败之后，网飞作为新兴流媒体和网络影视发行传播的大亨解囊相助一举购下了影片的版权和发行权，使得尘封已久的稀世宝藏终于重见天日。有趣的是，上述种种事实似乎都在映射一个可能的新的电影未来的到来——数字高清影像时代下流媒体大行其道吸引了大批“千禧”一代及青少年的目光，成为了他们当中极大部分用以了解、获得优质影像观看资源的重要甚至首选渠道，一个远较传统大制片厂及其体系便捷灵活、廉价普及、传播迅捷的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平台即使在其呼之欲出之时便已经形成了对前者的强力挑战，甚至被所谓产业圈内许多既得利益者认为是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本应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公开放映的诸多网飞投资的影片（包括《风的另一边》及今年威尼斯金狮奖获奖影片《罗马》等）因为不符合法国版权相关法规的规定而只能被迫撤映。

而当我们回顾奥逊威尔斯的晚期生涯甚至究其一生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孤独的巨人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都在与电影版权方及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作品的完整创作权而奋战，就如同反复在其作品中自我投射的角色和剧情一般：拥有一切却只执念“玫瑰花蕾”的凯恩、表面唯唯诺诺内心却波涛汹涌的兰金教授、不羁风流面对财色却丧失自我的迈克尔、以及那些威尔斯始终笃情于名著经典及其影响下各色精神桎梏中的宿命悲剧形象：麦克白、奥赛罗、阿卡丁先生……不一而足。这种常年以来一直以“自我陶醉”的电影创新者形象示于唯利益至上的好莱坞的奥逊•威尔斯不受主流待见固然并不足奇，但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电影作者”或“作者电影”如何在产业内生存；也不在于争论今天的电影或电影艺术观是否与已过去一百多年的电影史应该一脉相承；甚至更不在于电影和电影艺术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这样的空泛假设，而在于当今身处于得天独厚、全球媒介传播如此迅捷的时代背景下，年青一代与后来者们应该如何创新、给予电影和电影艺术新生的问题。

我们无法指望即使在各方条件更加便捷、影像门槛大大降低的今天能够诞生出更多如威尔斯这般的不世天才，这正让我想起了《风的另一边》影片末段部分中扮演其片中片年轻男主演的约翰•戴尔在那一地鸡毛后的清晨面对老导演杰克•汉纳福德招呼其搭便车的邀请无动于衷的空洞眼神与面部特写，这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幕难道不也像是冥冥之中表现了今天的电影界与电影史的断层与代沟吗？而在全片中反复运用的人物与言语对比的晶体影像、众多摄影机高度拟人化式的频繁出镜、学生、记者、影评人、年青电影从业者乃至假人人群等等的插入使得本如此精彩的片中片却如同置于万花筒般繁复的玻璃镜像之中被颠倒、旁置、忽视、误读，正如戈达尔《法国电影两个五十年》中所言：“镜子首先要反射光线，然后才会将形象传送回来。可镜子反射的光线实在太多了…它们颠倒了本相”。

没有读过多少解构主义著作的我们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在今天将艺术遗产像拆分资本主义新市场那样解构了，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将手边一把就能抓起的遗产中的符号囫囵吞枣地消化，像婴孩玩弄积木一般以自以为是的法则重组起来。艺术遗产除了素材瓜分之用，存在的意义几乎已不再存在，而这再次触动了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版权方与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他们在早早占据了法律和道德的制高地的同时，以“镜子反射的光线不能颠倒本相”的理由极大限制了大量艺术遗产的广泛传播和继承，使得本就面临断代的后来人更加无所畏惧。一场新的革命由此呼之欲出。

而这场潜在的关于电影的新革命，却无关于所谓的影像技术革新或是什么新生代虚无缥缈的“希望”，它归根结底源自于电影自身“苟日新、日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那些昨日假借电影和电影艺术之名辉煌的名字与权力因为既得利益的保守而固步自封最后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例子在电影史里已上演了多次并将继续上演下去，而罗伯特•布列松说：“经历过一种艺术，并带着它的印记，是再不能进入另一种艺术的”；“ 电影书写的未来是那些孤独的年轻人的，他们鄙视行业内所有的成规陋俗。”

自決

2018.12.26

近日，由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投资制作的两部作品悄然上线，它们都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电影之一”的《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有关：一部是他的遗作《风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另一部则是讲述威尔斯创作这部作品背后故事的纪录片《死后被爱》，后者由摩根·内维尔执导，此人也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离巨星二十英尺》的导演。

两部作品早在今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就已放映，但在国内似乎并未收获太多关注。这也正常，奥逊·威尔斯经常性地被遗忘，或者说，他一直被无数人提及，与此同时一直被所有人忽略。《死后被爱》讲述的就是这个问题，而用威尔斯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公民凯恩》的诅咒”。

由于威尔斯生前并未完成《风的另一边》最终的剪辑工作，所以这回网飞放出的，其实是该片当时的制片人连同一系列专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根据威尔斯留下的备忘录和一段粗剪完成的片段制作而成的完整长片。应该说，最终的成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奥逊·威尔斯的意图，但它依旧给观众留下了太多幻想的余地——即使40年后的今天，《风的另一边》还是没有过时，正如奥逊·威尔斯的所有作品一样，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也超越了现在这个时代，以后的时代，犹未可知。

结局

奥逊·威尔斯为什么没有完成《风的另一边》？这或许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毕竟历史上有太多导演都没完成他们的遗作。但对威尔斯说，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也关乎他的一生，关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那么简单——因为没钱——而这背后牵扯出来的“好莱坞恩怨”，却又极为琐碎复杂。

如果说奥逊·威尔斯的一生有什么悲剧，那一定是他从导演生涯开始就几乎没有拿到过足够的钱进行拍摄。哪怕是在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之后的晚宴上，威尔斯也并没有为《风的另一边》筹到哪怕一分钱：事实上，他在晚宴上为筹钱播放的影片片段很有可能惹毛了一些业内人士，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讽刺他的好莱坞同行：片中每一个角色几乎都有现实对应，而整场晚宴又像极了片中的一个场景。这部影片，连带他一生中对资本的控诉、他“票房毒药”的坏名声……种种问题结合在一起，让他永远无法获得财力上的支持，而且时常遭遇“剪刀手”，以至于他最伟大的几部作品几乎都无法以其本意呈现。

讽刺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奥逊·威尔斯被他遗作的制作经费搞得焦头烂额之时，被称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电影天皇”、一度因筹集不到资金而试图自杀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却变成美国一众新好莱坞电影导演的“香饽饽”（真正凭借莎士比亚作品获得金棕榈的其实是奥逊·威尔斯）。从弗朗西斯·科波拉到乔治·卢卡斯，几乎当时最有名气的几位导演都对黑泽明推崇备至；他们参与制片的《影子武士》（1980）甫一面世，就在全世界获得了追捧，一举拿下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而此时，距离奥逊·威尔斯因为投资方，即伊朗某皇室成员被革命推翻而失去对《风的另一边》全部素材的控制权已经过去一年，离他去世也只剩下五年时间。

当然，新好莱坞电影的中坚和旗手也不是完全忽视奥逊·威尔斯，但相比黑泽明，威尔斯获得的那点支持几乎可以说是施舍：比如他本来有机会参与到科波拉的《教父》、《现代启示录》中——请注意，科波拉不是想要为他寻找财力支持，让他拍摄自己的影片，而是让他出演主角，且最终还被马龙·白兰度两度取代。

时也运也。奥逊·威尔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创作者之一，最终只能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中度过他的余生。直到2014年，被雪藏许久的《风的另一边》的素材才得以重见天日。

起因

终其一生，奥逊·威尔斯都无法被好莱坞完全接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积累了不太好的名声。

最早与奥逊·威尔斯签订合同的电影制片厂雷电华对奥逊·威尔斯的才能明显估计不足。1941年，与威尔斯同在雷电华旗下的希区柯克拍出了质量平平的《史密斯夫妇》和《深闺疑云》，两部电影足以让公司稳赚不亏。然而他们死活也没有想到，威尔斯在同一年交出的作品就是那部放在22世纪仍然不会过时的《公民凯恩》，一年之后他又拍出了《伟大的安巴逊》。尽管后者当时已经被制片厂出于票房考虑重剪得面目全非，观众仍然不买账，雷电华也因此损失了一笔巨款。

相比起来，同样被称为电影大师的英格玛·伯格曼中前期创作一直采用传统且大众化的线性叙事结构，从《夏夜的微笑》到《婚姻生活》，虽然影片的调性不同，但叙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对观众来说可谓友好至极。伯格曼真正的转型之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出现，而那时不管是观众还是评论人，都已经有了充足的美学准备。奥逊·威尔斯则不然。他从处女作开始就完全不使用线性叙事结构，景深镜头赋予观众的自主性，眼花缭乱的机位、极不稳定的构图让人目不暇接，这样的作品显然超出了观众的审美承受范围。又况且，威尔斯的电影中，形式和内容的匹配是内在的、紧密相关的，如果说未经剪辑的版本至少是为未来某个世代的观众准备的，那重新剪辑的版本则是畸形而无法调和的，根本无法符合任何时代的审美标准。

不仅如此，威尔斯还在1950年被列入了反共的“好莱坞黑名单”，众多莫须有的指控迫使他很难被雇佣，因此不得不前往欧洲谋求生计。巧合的是，二战中一度声援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威尔斯还曾经考虑过参选1946年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而该次选举最终的胜出者恰好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约瑟夫·麦卡锡。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奥逊·威尔斯赢得了这次选举，整个美国现代史可能就会发生逆转，世界上也可能就此少了一个电影大师。

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无端排挤，奥逊·威尔斯还是一再回到美国，希望在好莱坞的框架中完成他的作品。这绝非因为某种乡愁和爱国情结；我们与其说这时的威尔斯仍然对好莱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说他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感知很大程度上基于美国这片土地，而对美国诸种问题的展现，客观上也只能通过好莱坞这架巨大的商业机器来实现，哪怕最终的结果会引发财阀震怒（公民凯恩的原型、报业大亨赫斯特就是其中一例）。

这些情况清楚无误地标示在他的创作履历当中：像《公民凯恩》、《伟大的安巴逊》和《历劫佳人》这样在制片厂中完成的作品都是针对资本阐发，甚至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命题；而到了欧洲，威尔斯拍摄的电影就变成了《奥赛罗》、《审判》这种源自欧洲文学的题材。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艺术流亡者”，威尔斯可以说始终与欧洲的政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而对美国现实过深的介入和超越时代的艺术追求，又让他变成了好莱坞的弃儿。

欧洲期间，奥逊·威尔斯对他的作品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很可惜，这并不意味着创作自由；所有的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只有资金问题始终让他无比困扰。为了拍摄自己的电影，“流亡者”威尔斯必须不断拍摄别人的电影来获取资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风的另一边》开拍都没有任何改善，直至威尔斯去世。

2015年，即奥逊·威尔斯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几位制片人发起200万美元的众筹，用于数位扫描和剪辑工作，但结果差强人意：众筹发起一个月后，平台宣布延期，并将目标减少至100万；两个月后，众筹金额定格在40万美元。计划再度失败。

直到网飞出现。

今日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吊诡：最终能让《风的另一边》重见天日的，竟然是以巨大资本进军电影界、被好莱坞强烈抵制的流媒体大亨网飞——几十年过去，好莱坞似乎依旧对此袖手旁观。这就像一个注定没有结局的三角恋：威尔斯终其一生希望回归好莱坞，网飞为威尔斯的遗作挥金如土，而好莱坞甚至各国电影院线都和这个后进的竞争者网飞打得不可开交，电影节则处在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上，进退两难。

诚然，如果仅仅从保护创作者的角度对好莱坞口诛笔伐是很不公允的，因为长久以来，好莱坞及其背后一整套商业运作模式一直处于守势，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它的产品既不像绘画、雕塑那样，是只供极少数人欣赏玩味的高雅艺术，也绝不是纯粹供大众消费、随用随弃的工业产品。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全靠资本运行逻辑维持的地方，奥逊·威尔斯确实不是一座商业富矿。更进一步说，就算放眼全世界，威尔斯又能去哪里呢？欧洲、苏联还是日本？哪个地方能真正让他施展拳脚？恐怕都很难，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事实上，近几十年以来，好莱坞几乎一直处在衰落之中，好莱坞电影作为最接近大众的艺术形式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似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其既有格局形成冲击，而每次冲击都会有一批极具才华的从业者像闪闪发亮的鳞片一样从产业的躯体上剥落，成为对抗的牺牲品。网飞和好莱坞的对峙就是最新一次冲撞，前者握有观众、握有资本、握有技术、握有时下最时兴的媒介，而通过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口碑大爆的《罗马》这样的高质量艺术电影，网飞更开始逐渐攫取艺术电影的发行权甚至是“经典”二字的阐释权。这将是一次泰坦尼克撞冰山式的“灾难”，就算好莱坞是一艘无比庞大的巨轮，恐怕也很难不被撞出一个口子。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好莱坞的资本困境又和创作困境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路径依赖决定了好莱坞电影根本上缺乏创造力，无论是手法还是议题，都日趋僵化，其对天才的容忍度只会越来越低；对于经典电影，好莱坞制片厂已经失去了保护和传播的能力，FilmStruck（隶属于好莱坞六大之一的华纳兄弟）即将于今年11月底关闭便是最新的例子。相反，上升期的网飞则是一个新奇的、甚至有些诡异的结合体：它一手靠大众化的商业影像和大数据技术加持来吸引关注、获得利润，另一手又为艺术片提供舞台，为艺术家提供创作自由。这种两全的方法目前看来简直让网飞同时扮演了破坏者和救世者的角色，成为了上帝般的存在。

网飞到底是上帝还是撒旦，到底会演变成科幻电影中的资本赛博格，还是会成为保护电影艺术瑰宝的正义使者，其实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这种超越商业行为的举动，的确值得敬佩。毕竟，网飞只用500万美元，就赎回了电影之神的最后一片魂器。

彼时

在纪录片《死后被爱》的结尾，奥逊·威尔斯放声大笑。这似乎是在暗示我们，虽然威尔斯的一生历尽磨难（创作层面），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为了拍摄《风的另一边》，他可以去找伊朗国王的亲戚要钱；他首先需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无论是广播剧、演戏，还是转战电视界，他都毫不含糊。而且凭借他的天才，威尔斯完全有能力把所有事情做到业界最好——事实上，他不仅把这些都做到了最好，而且还能反哺电影，将他在电视节目拍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运用到电影中，为他的作品赋予全新的结构和拍摄方式。

《风的另一边》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有《伟大的安巴逊》中那种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尖锐批评和深度挖掘，也有《公民凯恩》中那种对现实的指涉以及“玫瑰花蕾”式的悬念和谜团，还有《赝品》对艺术本身和纪录片真实和虚构性的探讨，更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影中影结构和碎片化剪辑手段。一言以蔽之，《风的另一边》不仅是一部遗作，更是一部伟大的作者电影，是奥逊·威尔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作。

在这部成片中，威尔斯将各种各样的拍摄手段和介质混搭起来，形成了一种初看起来极为业余，但又完全不可能由业余爱好者拍摄出来的效果；其中有35毫米、16毫米、8毫米几种胶片，又有彩色和黑白两种色彩格式，可以想见，如果当时有手机这种设备，威尔斯也一定会让摄影师抄起来进行拍摄。众多的拍摄格式和人物本来已经足够让人抓狂了，威尔斯还在这个基础上以极为细碎的剪接集合了空间中各种各样的视角，用开头旁白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用当时在场的“电视和纪录片制作人，还有学生、评论家和年轻导演”拍摄的影像拼贴起来的“纪录片”——而实际上，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虚构作品，是一部“伪纪录片”。

无处不在、从不间断的偷窥视角镜头昭示了彼时狗仔队（paparazzi）的疯狂。每一种格式和色彩都被威尔斯用来讽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无处不在的摄像机是对当今监控录像的预言，每一个机位里都自带着伦理意义上的肮脏。观众对摄影机的意识让电影拍摄（filmshooting）的主体意义被高度凸显，使得整部片子具有强烈的自反性。

以上这些都还只是这部电影最不显著的一个层面。影片当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其实都在现实当中有其对应；比如片中的主角，导演杰克·汉纳福德就跟奥逊·威尔斯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事本身就涉及到汉纳福德难以为电影拍摄筹款的情节，这又与威尔斯在现实中的境遇重合；最有趣的是，本来应该作为男主角原型的导演彼得·博格丹诺维奇因为该片男主角档期出现问题，最终在影片中出演了男主角，也就是说在片中饰演了一个自己，这使得影片进一步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

不仅如此，影片中的另一条故事线索，即威尔斯虚构的导演汉纳福德所拍摄的虚构电影《风的另一边》（没错，与威尔斯拍摄的影片同名）也参与到叙事当中，这部虚构电影的放映不断被停电打断，甚至还被威尔斯故意设置的放映顺序紊乱所搅扰，使得我们完全无法通盘理解其内涵。我们所能见到的，无非就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间看似毫无意义的追寻。

最终，好莱坞片场式的景片和男性偶人在狂风中坍塌，奥逊·威尔斯晚年的妻子、在虚构电影中饰演女主角的奥雅·柯达以利刃刺向布景，一个硕大的阳具随之倒塌。至此我们才隐约明白，影中影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游走和追寻，未尝不是奥逊·威尔斯本人和好莱坞之间关系的隐喻式写照，但悲哀的是，威尔斯对好莱坞的“刺杀”，却只能在电影里，甚至在电影的电影里完成——甚至并未在他生前完成。

或许笔者误解了威尔斯的意图。不过归根结底，没有人可以断言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风的另一边》成片就是奥逊·威尔斯的全部意图。毕竟，迄今为止，整个世界电影史上，能够具有奥逊·威尔斯那样神级调度和叙事水平的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也是为何威尔斯的摄影师加里·格莱弗（Gary Graver）在威尔斯过世后曾试图以一己之力剪辑出《风的另一边》却只能以失败告终。“没有奥逊·威尔斯，思路无处可觅”。

奥逊·威尔斯对电影的高度掌控以及他和摄影师的关系让人想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和他的摄影师厚田雄春：在维姆·文德斯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小津》中，厚田雄春表示自己在小津去世之后无法再与任何人合作，随后便潸然泪下。天才、友谊、默契……当电影大师离世时，他们似乎总会留下相似的痕迹。

故事结束，时代也结束了。《公民凯恩》成为了美国电影的标杆，而奥逊·威尔斯所经历的一切，也成为了美国电影历史本身。

《风的另一侧》的演员包括约翰·休斯顿、彼得·博格丹诺维奇、莉莉·帕尔默，以及威尔斯当时的女友奥佳·柯达，拍摄时间在1970-1976年之间，可以说，在威尔斯生命的最后15年，他的心血都在这部影片上。但由于资金的问题，加上威尔斯希望自己能够全权掌控整个过程，却始终不能如愿，以至他最终没能完成电影的制作，只是留下一段时长42分钟的短片和部分素材。 威尔斯于1985年逝世，后来，该片版权到了Red Road Entertainment手中，他们认为，《风的另一侧》作为威尔斯生前最后一部电影，是电影考古学的重要部分，如果不能让它重见天日，便永远无法完整地理解威尔斯的电影生涯和艺术遗产。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推出这个电影众筹项目也算是时机不错。 一本关于这部电影的新书《奥逊·威尔斯的最后一部电影》也同时发行，作者Josh Karp谈及《风的另一侧》，“这就像发现了奥兹国仙境或消失已久的坟墓。这部电影正说明了艺术源自生活、生活反照艺术。它现在之所以变得如此传奇，是因为太多人参与其中希望完成影片，却又一次次地遭遇失败。”

一个来自过去的天才符号，一个现代流媒体巨头，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网飞Netflix因为一部电影《风的另一边》被联系在一起，这是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的。

几乎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网飞正在与传统院线进行着关于电影产业未来的争论，在美国本土，网飞对于传统好莱坞，更是以传统破坏者的身份被学院派排斥。而奥逊·威尔斯，一个拍出几乎各大影史榜单头名影片的天才导演，在制片厂推翻《历劫佳人》的原剪辑后，开始淡出好莱坞，被放逐、被遗忘。从某种程度上，网飞与奥逊威尔斯践行着同样的使命，坚守着信念，与传统抗争。只是，奥逊威尔斯身单影只，只有选择流亡。

当他回到美国，流亡的二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他不再那么冲动，他开始反思电影，他开始寻找拍摄电影的机会，但骨子里，那种对好莱坞背叛的愤怒，从未消失。在《风的另一边》中，很多的地方都体现了这个意识，汉纳福德委托助手接待潜在投资方，仿佛在讲述自己在好莱坞投资电影的窘境；毒舌评论家苏珊·斯塔丝伯格 Susan Strasberg对消失演员的过度挖掘也在讽刺那些对影片或个人指手画脚的记者。

奥逊·威尔斯在拍摄之前说过，之前我的电影都在我的掌控之下，这次换个思路，让这部电影在我的控制之外，让它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所以那雷厉风行的剪辑，走马观花似的情节叙述像是后人对奥逊·威尔斯本意的还原，影片几乎是以旁观者视角进行的，旁观者是拿着摄影机的学生、记者、纪录片拍摄人员，他们的影像拼接，配合电影里着汉纳福德那部断断续续播放的《风的另一边》，融合成了奥逊·威尔斯的《风的另一边》。

汉纳福德电影中的女主奥雅·柯达 Oja Kodar也是奥逊威尔斯时任女友、主演和联合编剧，她形容奥逊本人就像风，能够爱抚你、托举你、让你舞蹈的风，而风的另一边是什么，也许是为了拍摄电影筹资的窘迫，也许是被媒体记者穷追猛打的无奈，也许是汉纳服的面对电影制作的一声叹息。

汉纳福德是否就是奥逊·威尔斯本人的意识缩影，这点已经不重要了，尽管奥逊·威尔斯本人一再强调，汉纳福德不是自己，但电影中，汉纳福德的每个举动、每个举动背后深层的故事，都被深深打上了奥逊·威尔斯的烙印。汉纳福德的人物、奥逊·威尔斯的灵魂，观众的思考在虚构与现实的两个人之间产生碰撞。碰撞产生思维的火花，火花触动人们的对电影的进一步探讨。

运动影像的逻辑需要一个具体的事物去容纳这样的探讨，而承载这样探讨的具象似乎是一开始就提出的被比方成“假阳具”的摄影机。汉纳福德发现之前命途不济的男演员，将他们打造成自己电影里的明星，然而，演员们在拍过电影后都选择了失踪，这成了汉纳福德的谜题，也是媒体大众们关注的焦点。经过媒体的推论与发酵，事情被贴上了同性的标签，汉纳福德的潜在同性倾向似乎冥冥中呼应了那个关于摄影机的比喻。

而影片最后直接将这个比喻具象化，近端的奥雅•柯达戳破了假阳具，远端的汉纳福德培养的男演员玩偶摆脱了束缚，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中。“你拍摄了各种胜景和美好的人，所有的女孩和男孩，把他们‘摄’死了！”（You shoot the great places and the pretty people .All those girls and boys .Shoot'em dead.)

如果说影片在希望不可控的轨道下呈现出到哪里就到哪里的状态，那么关于摄影机的讨论似乎是暗藏在意识流表象下经过深思熟虑的暗流涌动，并最终流到了影片表面。影片的前半部分是极度零碎的，汉纳福德与助手的关系、记者们对汉纳福德的暗中调查、还有不断停滞的影片放映，原本就零散的叙述线索被不同视角晃动的摄影机注视着，并以快速剪辑掠过，视觉上不停的晕眩考验着观众的耐心与思维，导致没有统一的思维或想法占据优势。但后半部分，关于摄影机探讨的线索开始逐渐明晰了，汉纳福德和奥雅射击男演员假人的片段，将摄影机对演员的“伤害”直观地展现出来，是“Shoot'em dead”生动的提示与呼应。

当奥逊威尔斯声称新片将会是纪录片形式的时候，也许大家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类型的革新，但三十多年后，《风的另一边》出现在我们面前，其表露的对摄影机本质运作的担忧协同对镜头下演员的同情再次让纪录片以一种对传统电影真实性怀疑修正的形式出现。风是感知，这种感知与生俱来、不假思索，它是一种自然态势的延续，自由、无虑，就像雪橇上的“Rosebud”。

所以，当我们剥下汉纳福德和他的男演员的外壳，透过摄影机的比喻，一个存在于奥逊威尔斯电影里最初的真相被挖局出来，他想表达的依然是“公民凯恩”似的最原始的自由与返璞归真，这一次，给予提炼中心果实的不再是资本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后工业革命世界，而是回归电影对电影本质探讨的意识流再现。这种意识流经过被好莱坞的追逐与放逐，充满不啻于对电影本身拍摄的讽刺与批判。

在被问及汉纳福德是否是就是他本人的时候，奥逊·威尔斯极力否认，他的助手曾经说过，他不喜欢别人分析他的电影，但这并不代表奥逊·威尔斯在逃避这个问题，经历过宠儿与弃儿的颠置岁月，经历过追逐与放逐的流亡生涯，他已无需在自己的电影里赢得尊重，而能够评判那些作品的也许唯有时间。

太炫太超前了，戛纳让钛拿奖还不如让《风的另一边》拿奖，看了orson的F for fake再看这个，或者死后被爱的纪录片＋和orson共进午餐的书，一起食用更美味。/《风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由威尔斯＆奥雅.柯达共同执笔剧本＆联合制片，拍摄于1969-1976年期间，呈现的是威尔斯对当时电影发展现状的讽刺挖苦，这也是一部影射现实的电影film aclef，威尔斯借机对约翰.豪斯曼＆影评人宝琳.凯尔等宿敌猛烈攻击，约翰.休斯顿饰演风光不再的电影导演杰克.哈纳福德，他希望能凭借手头正在拍摄的新浪潮式作品《风的另一边》东山再起，电影以戏中戏的方式刻意戏仿的正是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当时当红的欧洲导演，杰克.哈纳福德正庆祝70大寿，宾客云集、奢华至极，但片刻之后他死于一场车祸，全片将静物照＆不同规格的电影胶片(超8mm、16mm、35mm录像带)＆黑白摄影＆彩色摄影、不同的电影类型全都糅合在一起，但影片尚未完成，围绕所有权，威尔斯＆投资方伊朗国王姻亲对簿公堂，电影一直未完成由多方面因素导致原因1版权：威尔斯通过出演电视＆与投资人打交道筹集资金，其中一个投资人迈赫迪·布舍利Mehdi Bushehri是伊朗国王the shah of Iran妹夫，同时也是Astrophore一个股东，因为威尔斯超支两人发生争执，在法国伊朗人得到部分底片，此后威尔斯女儿把电影1083卷底片置于巴黎沙漠一个仓库里，一直未面世。原因2资金＆以及威尔斯对最终剪辑权的控制＆当时威尔斯“断断续续的拍电影”的习惯，经常＆投资方引发矛盾致使影片没有完成，1970年电影开始拍摄直至他1985年去世，电影还是个半成品，其间由于剧本合法性的谈判＆当时威尔斯“断断续续的拍电影”的习惯等插曲耽搁影片拍摄，拍摄末期又遇到经费问题，为了筹集资金，1975年他被美国电影学院afi授予终身成就奖时，他放映了影片2个片段寻求投资，确实获得了一位投资人的赞助，不过被制片人多米尼克·安东尼否决了，说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投资，1976年威尔斯获得伊朗王室背景的Mehdi Bushehri投资，倒霉的是1978年伊朗爆发大革命，王室被推翻给这部电影带来非常复杂的版权＆法律问题，后来底片一直保存在巴黎，威尔斯去世前非常后悔地说，如果当初接受了那笔投资，现在就能看到它上映了，威尔斯去世前，留下45min已完成剪辑的片段，1975年他用火车把短片运离巴黎，再水运到加利福利亚，短片现在保留在奥佳·柯达Oja Kodar的住处，克罗地亚的亚得利亚海岸the Adriatic coast in Croatia的普利莫森Primosten。原因3网络＆院线的纷争，电影本应在2018年5月戛纳电影节期间公开放映，但法国法律规定，电影在院线上映3年后才能上架流媒体，于是Netflix从电影节上撤映了5部电影，阿方索·卡隆《罗马》＆杰瑞米·索尔尼尔《手持黑暗》＆保罗·格林格拉斯《挪威》＆奥逊·威尔斯《风的另一侧》＆摩根·内维尔《死时受爱戴》。电影如何被制作完成的呢？1998年影片遗留的法律问题解决了，Showtime有线电视网愿意投钱完成影片制作，可这时女儿碧翠丝表示，在加州法律下这些作品版权应该归她所有，于是电影被耽搁了，2006年奥佳·柯达＆伊朗方的继承人＆Showtime决定给碧翠丝分一笔影片利润以继续影片制作，2008年Showtime表示仍有部分底片在巴黎没有取回来，2011年为了吸引更多资金完成制作，协调各方利益＆版权纠纷，他们成立了Project Welles The Other Side LLC公司＆相应网站，这时鼓励给电影投资的Showtime执行官马修·杜达退休了，Showtime方的预算又出了问题，2012年洛杉矶的制作公司Red Road Entertainment接手了这个项目花了5年，协商此片部分版权的多方人员，比如威尔斯当时的女友，该片主演奥雅·柯达＆威尔斯的女儿碧翠丝·威尔斯＆伊朗和法国制作公司L'Astrophore（当时的投资人是迈赫迪·布舍利 Mehdi Bushehri），最终取得了电影的版权，2015年Red Road Entertainment想在当年戛纳电影节上放映，以庆祝这位电影天才百年诞辰，于是2014年5月主演彼得·博格达诺维奇＆其他几位制片人在众筹平台Indiegogo上发起众筹活动“完成奥逊·威尔斯的最后一部电影”，目标筹集到200万美元，以完成剪辑、配乐、修复等工作，活动最终募集到40万美元以失败告终。2017年Netflix买下《风的另一边》的版权＆发行权，完成电影的修复剪辑等后期制作，此次Netflix获得完整的1083卷胶片，由制作人法兰克·马歇尔带领团队进行修复＆补全工作，主演彼得·博格达诺维奇在后期制作工作中担任顾问工作，邀请法国作曲家米切尔·莱格兰德配乐，他为电影《赝品》担任过配乐师，剪辑师由《蜘蛛侠》的剪辑Bob Murawski担任。第3如何剪辑这部电影？威尔斯留下了详细的笔记，他生前曾请求过主演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一定要确保影片能够顺利完成。”之前导演威尔斯都会跟片方争夺电影的最终剪辑权，现在威尔斯虽然已经不在，但是当年威尔斯在拍摄时留下了很多备注＆字条，剪辑团队会根据威尔斯留下的信息尽量还原导演的意图。这部电影的上映情况？201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进行了Netflix修复后的第1场内部放映，消息来自这场内部放映的观众，也是本片70年代拍摄时的演职人员，在自己Facebook上公开发布了这次放映的邀请函，此次放映属于保密状态，2018年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公布首批入围名单，电影入围非竞赛单元展映。

影像/导演能力/演员整体三个层面几乎都达到作为艺术电影而言的影史顶级水准，但内容和完整性层面我还是打一个大大的“？”，甚至更苛刻的来看，我认为导演意志实际上有些被破坏掉了，后面我会说明为什么。 这部作品在细节，以及技术层面赋予了电影深深的艺术魅力，威尔斯的镜头运用更是牛逼，可谓复杂/惊细到了极点，在电影里头多数带有台词情节部分，他的镜头实际上介于动静态之间，通过捕捉人物和承载内容的物体以及环境所产生的顿感实现比较独特的快速、精准变换，而在更复杂的镜头运用层面，我相信是一种非常准确的分镜(感觉特别复杂、精准，从每一场戏来看，这整个电影拍摄应该是非常复杂、重复的过程)与剪辑的结合，实现电影影像与内容融合的一种整体感，而实际上带有台词的部分我认为恰好是破坏导演意志的部分，而作为电影另一条主线即那位女性的部分(我不知道如何定义和形容这位女性)她所承载的实际上是电影导演意志更为明晰的一部分，只是它更为微妙。我相信观众更多在从前者去解读电影，而将后者只是作为电影内容的一种形式，但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不认为导演试图通过一个清晰的剧情来折射他自己，反而更合理的只是将这个作为电影表象的一部分，而真正核心的作为艺术语言的一部分，它是沉默的，是无声的，是属于一种行为层面所承载的艺术。 配乐绝佳、剧本(我甚至不确定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在我看来挺奇怪，我觉得挺乱，不知道有人是否会认为这是带有某种意识流，但我个人表示否定，我认为从电影剪辑的版本呈现，导演意志有些被错位，也即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主次问题)所明确的部分其实是电影比较无关紧要的部分，它是内容主体的一种承接，反而没有台词或者内容推进，更多通过场景，演员，导演调度所实现的很多场戏处理的极为精妙，我认为这反而是电影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作品显然有些别扭，或者说不完整，又或者说不是一个很完整性的威尔斯导演意志的体现，唯一能够最好承载这种导演意志的部分，恰好就在于这些没有台词或者复杂台词的一场场戏，它们是值得深深去感受和品读，至于这些戏份在承载着什么，我不好断言，只能保留我自身对它的一种意会(甚至不一定准确)。 这部作品会引发我其实琢磨已久的一个问题，究竟导演意志所实现的是清晰的部分，还是更为不明晰的部分，我认为前者是一种内容驱动，后者是一种更复杂的层面(精神/心理层面的一种无法具象表达和描述的一种呈现)，这个类比其实就好比美国演员和欧洲演员作为表演表达层面的不同，美国演员更明晰，欧洲演员更追随演员本身的一种复杂的本质，顺其而行，前者实际上是一种我们肉眼能够理解和捕捉的一种清晰、直观表达，后者它更为模糊不定，它其实同样清晰，但是你无法语言去直接论断，因为它实际上带有人本身的一些复杂和变化在里头。这部作品实际上就是这两种不同逻辑的交汇，我认为最好的部分，恰好就在于这种模糊不定的部分，它是非语言的。 最后，总而言之，这不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但它的艺术性和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是超前的，即便是当代，也没有导演有这个能力实现这样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