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木棉道（来自豆瓣） 来源：//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585675/ 很多人只知道汉武帝刘彻。却不知汉宣帝。对外，汉武帝只能说是大伤匈奴。而汉宣帝，这个在中国史料上记载甚少低调的皇帝却正式的把西域并入中国汉朝的版图。而且正式的打败匈奴。让匈奴俯首称臣。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是汉宣帝时期，引用陈汤的名言：凡日月所照支持，皆为汉土。可见当时汉朝军事名族自豪感是到了极点。而汉宣帝也把屯田，养民做到了极致。是汉朝的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为什么这么低调呢。个人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宣帝其实是个外儒内法的实干家。他的很多策略不被儒家认同。所以后期在儒家占主导的中国评价这位皇帝并不是那么优秀。 不过现在汉宣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伟大的帝君。

作为一个甘肃人，我显然是不合格的，虽然我的家乡定西和河西走廊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这个名词，也知道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仅此而已。纪录片河西走廊从西汉开始讲起，经过五胡十六国，知道了五凉时代（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和西凉），说实话以前在这块的历史知识有点混乱，再经过隋唐和元朝到晚晴和新中国初期，最后到现在，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基本上都说清楚了。从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出嫁匈奴，常惠多次途径悬泉置，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以郭荷、郭瑀、刘昞等河西儒学学者为代表的河西文化兴起并随之东渐，以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佛教徒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开始盛行，再到隋朝的裴矩以及隋炀帝的西巡，元朝时期与吐蕃藏传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再到晚清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新中国成立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地，最后到现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贯彻落实，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将带动甘肃甚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晚上看完的，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八年，而我现在在深圳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特别复杂。我记得小学写的作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家在张掖在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北要塞。看完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听见那句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瞬间泪目。之前都是装逼告诉别人张掖含义是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第一次这么深入了解为什么，明白它的含义。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千年多没变过的名字，承载两千年的侵略，战争，繁荣，落寞，孤寂还有落后。大概西北人才会真真体会到这种无奈，全片我是哭着看完的。

之前最讨厌别人问我哪里人我说甘肃时，都觉得我们很穷很落后，都没水喝，高原红，匈奴后裔，很野蛮。因为这些偏见一直都对自己家乡很自卑，甚至不愿开口，后来慢慢明白我们河西走廊的历史，然后努力让别人了解我们这里，让别人真的我们这里的好，尤其是河西儒学那集，明白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并不是蛮夷不是莽夫，我们的文化不止敦煌。还有隋炀帝的万国博览会，我们的经济曾是那么繁荣，和现在深圳一样的自由贸易区，是中西方交流中心。看完这个真的觉得很自豪，当然还有遗憾难受，闭关锁国，还有没有提到的很多战乱，还有马步芳军阀的混战，河西真的是无奈沧桑的包容，生在河西走廊在张掖真的很幸运。

听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看到家乡熟悉的一景一物都想哭，这些我们没有发现的美还有我们河西走廊被人遗忘的历史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对，我想家了。不行我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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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想去河西走廊看一看，作为本地人，有一点小小的祈求。

河西走廊的景观大部分是地质类，地貌都要几千几万年才能形成，麻烦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触它，拍拍照就好，好嘛？

我去年又去了一次丹霞，看到很多游客都用水瓶什么的装丹霞的土，说实话，丹霞地貌的土带走一点和西北随便一个戈壁的没什么区别，它的颜色是属于整个丹霞，说实话真的没有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么鲜艳了，真的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别再挖土了，大自然用了几千年孕育出这神奇的地貌，给了我们人类几天就给挖没了。很心痛（*/∇＼*）

20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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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完国家宝藏第二季的甘肃省博物馆

有点骄傲想叉腰 因为提了很多张掖

我觉得应该和张掖的含义张国臂掖有关吧

纵使铜奔马是隔壁武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河西四郡永远都是可爱的河西四胞胎

谢谢大家喜欢甘肃喜欢河西走廊～

当初就是看完随手写的一些小小感受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

有点受宠若惊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安利我们小甘肃 小河西

20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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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一百五十四年前，在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刘彻19岁，张骞27岁。 他们都很年轻。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的这次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临行前，汉武帝跪坐台前，张骞长揖不起，风吹珠帘动。

一眼千年，一步万里。 风起，埙鸣，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响起，一幅幅西域的风景从眼前划过，仿佛拉着我们一路向西，向西。深入了那片我们不曾了解过的土地。 河西走廊。

曾经的历史课本上，“张骞出使西域”，只短短六个字，让我们无法想象他的旅途是多么艰辛。 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 在穿越匈奴控制地区时，张骞和他的使团不幸被俘虏了。 作为让张骞归化匈奴的手段，一名匈奴女子被许配给张骞为妻。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九年。 九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是长安的方向，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终于，张骞找到机会出逃。他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多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 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张骞在没有补给、没有地图、没有方向的情况下，是如何依靠着强大的信念和一双脚，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返程时，为了避免再次遇到匈奴，他选择了穿越帕米尔高原，经羌人领土回到中原，但没想到这里也早已经成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 他再一次被匈奴俘虏。神奇的是，匈奴再一次赦免了张骞。 历尽周折，张骞又回到了他的妻子身边。 史书中当然不会记载那时的场景。 不过，回到了这个给了他宽慰和无条件的信任的女人怀抱中，那一刻，张骞应该是悲欣交集吧。 一年后，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发生内战，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他带上了他的妻子。 他的匈奴妻子抛下了她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去往自己的丈夫魂牵梦绕的故土，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深情？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他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穿越十三年的时空神奇归来，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汉武帝也已而立。他带回来了无数西域的情报、地图甚至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汉帝国以此为开端，历经种种，终将河西走廊牢牢收入版图，设立西域四郡： 张掖，张大汉之臂腋； 武威，显吾武功军威； 酒泉，城下有泉，泉水若酒； 敦煌，盛大辉煌，虽远必诛。 我无法知道当时汉武帝的心中所想，但是看着自己十三年前派出去的使者，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又饱经沧桑地回到这里，站在自己面前，说： 我回来了，幸不辱命。 纵然身为九五之尊，也不免为之动容吧。 张骞被封太中大夫，最终官拜博望侯，主导了连通西南的计划，成就万世功名。 然而，回到故土一年之后，追随他归来的匈奴妻子染病而亡。 影片中，两人对桌相望，妻子渐渐消失，只剩张骞一人。 史书中甚至没有留下她的名字。

张骞的人生在亡妻之后又持续了十一年。 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这个伟大的人、意志坚定的使者、忠诚的英雄，有没有思念过他故去的匈奴妻子？ 我想，一定有吧。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其墓所在处，至今名为博望镇。 这就是《河西走廊》第一集中讲述的故事。 这也是这部纪录片讲述历史的方式，宏大、厚重、壮丽、深情。 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以中国历史为基点，兼顾国外历史事件，讲述一个全方位的世界。 影片每集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也有相应的主角，各集之间既相互衔接，也可独立成篇。 叙事带有太史公的风格，既有概括性的叙述，也有细节描述，有些地方还作“脑补”情节，比如张骞被软禁于匈奴帐下，无名置啬夫和他的驿站，开凿龙门石窟的李工，东来传经的鸠摩罗什…… 通过揣摩当事人的内心活动，将人物的情感剖面穿插进厚重的历史当中，合乎情理，款款深情，将原本遥不可及、被岁月掩埋的历史，展现出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般的鲜活，同历史脉络完美的融为一体。 此外，影片的画质细腻，演员表演融入历史场景之中，没有一句台词，却不造作，不突兀，形象相称，演技甩小鲜肉们三百多条街。 至于配乐，雅尼和徐鲤的神级组合，兼具苍凉与壮阔感，每每在关键时刻，应景的搭配上满分作文一般的文案，犯规的收割情愫，让人不免落泪。 季羡林先生说过：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历史概念，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地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辈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这片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 天下。 千年前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然而时光一去不返，阿拉伯商队的驼铃仍间或在大漠响起，郑和舰队的船歌却已渐渐在西洋隐没。大秦再也不见，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其遗产散布了全世界；古印度已经褪色，却又如不灭的精灵安居一隅；饱受战火洗礼的伊斯兰古国，仍在苦苦追寻着和平的曙光；汉唐的荣耀渐渐被沙砾覆盖，中原的主人已经换了又换，华夏从强盛走向衰落，又从抗争再迈辉煌。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 戈壁滩的烈风，几千年来从未停歇。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 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子陵君 2017.1.8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私信删除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陵君（zilingjun666），欢迎关注

河西走廊风云

文 冯晓莉 2018年10月6日

最近，看到新闻上提到“一带一路”五周年纪念，想来真快，2015年，我在美国访学，问美国的教授有关一带一路的话题，他们居然很蒙圈，让我备感意外，而今天，一带一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唱响，并成功引起了美国的敌（ji）视(du)，憋着劲和我们打贸易战。

国庆期间，用了三天的时间，观看了央视制作的记录片“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重温了历史上丝路要道颠荡起伏，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以此来呼应和认知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

这是360百科上对河西走廊的描述：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称甘肃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

找一张更形象的图

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几年前我从嘉峪关一路向西考察甘肃新能源发展主要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过程。当从飞机上俯瞰下方，一毛不长的戈壁大漠时，心里想这地方还能生活？庆幸老天保佑没有让自己出生在这篇荒芜人烟的戈壁滩上，记得当时还用手机写了一段感慨的话，虽然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次完整的观看记录片，让我系统的了解河西走廊的历史，战略意义和价值。真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论不可轻易下达哦。

开 拓

对河西走廊第一次进行宏大经略的是汉武帝，他的初衷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当时河西走廊区域都是匈奴的领地。当汉武帝听说这个在西边远方有匈奴的敌人月之。他决心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之并说服月之联合攻打匈奴。张骞这一走就是13年。其中在去的路上被匈奴人俘虏，并为他娶了匈奴妻子。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十年留居，张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抓住机会逃跑了。他们穿上胡服，混为匈奴人，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他跑出军营，并没回到长安，依然向着西方行驶。漫漫的黄沙路，挡不住他心中的执念。当他再次从西域回归时。已经将西域的地形、人情社会等了然于心。在回来的途中，张骞又被匈奴人囚禁，但他还是跑了。他要向汉武帝，禀告自己的使命。当汉武帝以为张骞已经在茫茫岁月中消失的时候，他站在了他的面前。所谓的信念感即是如此。

张骞给汉武帝带来西域的地图、人情风貌时，也给他带来了希望。虽然月氏人已经偃旗息鼓，无心报仇，不愿和汉帝国联合攻打匈奴，但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汉武帝知道了河西走廊的地形地貌和战略地位，他需要拿下这一片战略要道，打开帝国更广阔的疆图。这时，英雄出现了。如果说张骞给了汉武帝希望，那么，这个人就帮助他实现了愿望。他就是霍去病，少年英雄，仅仅的23年韶华，两次重大的战役，他让河西走廊彻底纳入汉帝国的疆土。为汉帝国经略西域，走向世界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甘肃兰州霍去病雕像

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不禁悲鸣而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汉武帝在取得河西走廊后，设立的河西四郡并实行军屯制，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功军威；张国臂液，以通西域；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盛大辉煌）彰显了他的宏伟志向和威武。这四个连成一线的郡县，至目前还保留了武帝之命名，在岁月的磨砺中，辉煌衰落兴起。

当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牢牢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手中时，河西走廊的经贸文化宗教交流价值便开始凸显，东西方的人们开始活跃在这条连接中原和西域的走廊，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汉人被世界认知，汉族便成为我们的名号。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他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流沟通建立起来。

积 淀

400多年后，汉帝国分裂了。在中原战乱纷争之时，世家高族在思考一个的问题是生存还是灭亡，生存向哪里去？由于河西走廊远离中原的纷争，经过汉帝国四百多年的经略后，这里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成为中原士族出走的选择之一，庇佑了迁徙至此的儒家学者。汉朝官学儒家经学便随着这些士族在这里生长积淀，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永嘉之乱后，这里更是成为儒家发展的繁荣之地，并最终反哺中原，成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根源。同时随着西域佛教的传入，佛教普度众生，远离苦难的宣扬，更加切合了战乱时期人们对和平和幸福的向往。出了敦煌，一望无际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让出使这里的人们生死未卜，回来的人们，则感恩于佛祖的保佑，于是“佛祖保佑”的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被人们所接受，信仰，并与儒家文化交融，形成了河西走廊的文化底蕴。

郭荷、郭瑀、刘昞一脉相传的儒家隐士，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群，临松薤谷便是这一时期儒家在河西扎根发展的写照，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的武威文庙更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发展繁荣的见证。

武威文庙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士与儒学传承的使命。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儒家学士的开凿石窟，本为修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人们更加渴望有一位神灵庇护他们的安危，于是佛教便在河西走廊兴盛起来，并传入中原，为处于中原动荡的百姓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天梯山石窟

丝 路

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近400年魏晋南北朝分裂、对峙局面。在经过段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隋帝国引来了史上最强悍最冒进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尽管历史上对这位短命的皇帝褒贬不一，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几件大事，都是这位充满雄(ye)心(xin)的皇帝所为，其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建隋朝大运河 ，营建东都、迁都洛阳，成为后世财富。

大业五年（609年）年初，自信爆棚的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顺便在西巡途中亲征吐谷浑，而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他的宣布震（xia）惊（sha）了文武百官，但是，他成功了。

公元609年三月，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在这里，隋炀帝带领大军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势不可挡，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杨广再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帝国的掌控之中。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这应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了”吧。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

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整个张掖成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盛况超前，人群延绵几十里、这样的景象持续了一个多月。宣泄着中原帝国的万丈豪情。

一千多年以后，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风尚的源头也许就是在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这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得以全面恢复，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中原连接世界的重要通路，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的从东土运往西域，西方的珠玉、珍玩、葡萄、核桃、良马。又从这条绵延的丝路等运抵长安、洛阳，并且在大唐帝国时达到鼎盛。

世界如此美好！

张掖焉支山世博会遗址

很多年以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中，回望这段历史，他也许也被这段历史所打动，而形象的把这条链接东西贸易的大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

沉 寂

唐灭亡后，华夏的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国都从洛阳、南京，到北京，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随着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世界的目光转向了海洋，一个个海洋强国彼此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至日不落英帝国达到鼎盛。海洋运输的效率和规模远非陆路的驼队所能及，古老的丝绸之路逐渐开始凉凉。

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垄断扼杀生机，滋生寻租，生意越来越难做，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小，民间的贸易几乎不在，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明朝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和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以河西走廊为主要脉搏的丝路就这样的沉寂下来。

虽然明成祖朱棣也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其重点不在经贸，而是彰（xin ）显(xu)国威和寻找那个失踪的皇帝建文帝朱允炆。

宋明时期，中原地区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契丹、鲜卑和女贞。河西走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在下降，走廊开始了全方位的安静和衰落。随着明朝西北防线逐步收缩，河西走廊因闭关锁国渐趋沉寂。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此时的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囿于东部沿海日本侵台的压力，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关键时刻，英雄出现。

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这个关键时刻，慈禧没有糊涂，她站在了左宗棠的一边。

为对付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筑路保通畅，左宗棠下令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看到西北大漠，气候干燥，寥无生气，他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左公柳”就此扎根于河西走廊，为穿行在这里的人们庇荫造福。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抬棺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用了三年时间，收复新疆。

新疆安，则中原安。河西走廊是咽喉。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眺望远方，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热情探（qin）索（lue）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丗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西方世界对这片土地探究的热情远超于积重孱弱东亚王朝。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复 兴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的中心开始转向西方。航洋航路的拓展实现了全世界各大板块的连接，世界开始了“全球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世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方式，人类开始了第一次产业升级。财富的创造效率大规模提升。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演讲中提到：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根据伯克利大学教授德隆的研究，人类在99.4%的时间里，大概是公元一万三千年前，达到了人均GDP的90国际元；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过了0.59%的时间，达到了180国际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在过去万分之一的时间，从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了6600国际元。可见，人类在近200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以往创造的财富总和要多上许多倍。

河西走廊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再一次贡献了力量。

玉门石油、嘉峪关铁矿、金昌镍铜都在共和国的工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金昌镍铜矿坑

古老的大地在贡献了繁华丝路之后，又开始吐露胸怀，淘尽内腹馈赠华夏。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考察时，参会的当地人员自豪地说：河西比河东好，虽然看着荒凉，但是，我们有资源。当时因为考察新能源，所以一路上听到的都是风（力）光（照）资源，印象很深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歌唱的就是无限的风光资源。

沿着河西走廊，五大发电集团，纷纷涌入这片戈壁滩，一片片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矗立在戈壁摊上，吸允着自然的力量。

铁路的出现，又一次为陆上沟通提供的机会。特别是随着中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河西走廊再一次凸显了它的价值。

查看了一下河西走廊的铁路建设：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2014年岁末，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时，在这条走廊上，西气东输、西油东送、西电东输的能源大通道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进行，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河西走廊，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再次迎来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但是，走廊区域本身复兴，任务是艰巨的。

一是去中心化。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传统时代的通路地位正在逐渐下降，陆路、海路、空路、网路并行，高铁的发展，与传统驼队公路运输需要沿线补给不同，难以形成资源和人员的聚集，也许就是过路。

二是贫穷。甘肃省2016年GDP为7152亿，仅仅比山东省烟台市6925亿元略高一点点。人均GDP仅27505为元，居民年人均收入为14670元，两项数据都居全国倒数第一。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所有城市GDP加起来尚不足江苏省宿迁一市的GDP。前几年震惊民众，28岁农妇杨改兰因为贫穷而绝望的杀死自己四个孩子后自杀的事件就发生在甘肃康乐。

三是生态问题。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农牧的过度开垦、对祁连山的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严重恶化了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环境。提到甘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沙尘暴和茫茫戈壁。

这些问题考验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展望未来，衷心期望这一片历史上的富饶美丽之地，能够逐步恢复生态，能够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摆脱农业和工矿业路径依赖，通路价值和区域发展并举，再现辉煌！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