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贼

#雪碧看电影# 本杰明·李《画家与贼》2020:⭐️⭐️⭐️⭐️ 两个灵魂相互吸引的故事，太过圆满和奇妙，如果是剧情电影都会怀疑编剧写得太美好。可是每一秒都是真实发生的，一个是在艺术和现实中艰难维持生计的画家，一个是带着激烈的自我毁灭倾向的失意瘾君子；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才得以从各种程度上理解对方。

画家说自己没有计划去和这个人成为朋友，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而男友自始至终无比清醒，画家被这样一个无力照顾好自己的男人吸引，问题源自以往不健康的恋爱关系，当生命中有这样一个“脆弱”“不负责任”的人，她就不得不去成为那个照顾他的角色，她对于伤口、疼痛的迷恋和画作中的黑暗风格也得以解释。

我想最后的画作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画中人物暗示了画家对他复杂的情感，远超友谊，相知相惜。这是一段互相救赎的故事，而这样难得一见的奇妙过程被纪录片创作者发掘到了，尤其是画家第一次去小偷的地下室做客，他那些看似黑暗的骷髅收藏和暗黑风格的素描手绘作品对画家来说同样珍贵。可能就是人生在世难寻知己吧，不管这个人地位如何，不管他的过去如何，遇见了就是缘分，有缘分就一起互相鼓励，好好生活。

电影的叙述方式三段式：画家、贼、画家与贼。如果没有一开始法庭上画家提出来的要求—让贼当模特，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这也只有在挪威这样欧洲国家的福利背景下才会有的。还有贼在监狱里的生活竟然那么“舒适”，完全是咱们的“小康生活”嘛，这样的环境对未来才会有更深入的思考，还是社会福利便利下的产物

- Couple counseling; is the counseling just for both of them, or does it take one person's perspective? - is depicting wounds, trauma, dark, deviant subjects as an artist's focused theme problematic? Maybe exploitative to the person who suffered? Or is this kind of art championing or glorifying the dark or breeding some yet-to-shown malicious deed. Is drawn by dark things a problematic trait? (all comes to the spectrum talk) - (Jesus's suffer theme, Goya's work) Ref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can a serial killer's photographs using his victims as set props, subject, or model be considered as art? Can he be seen as an artist in the case? Where the boundary of art in this? - dudes attribute your behavior to what you did or what you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eyes rolled and dropped. care or manipulation or guilt you to admit things? -NYC -- LA flight 4/4

尽管今年电影界备受疫情冲击和影响，但是电影创作者并就没此而停止创作，特别是对纪录片爱好者来说，今年可谓纪录片佳作不断的一年，这部在年初圣丹斯上获奖的《画家与贼》就是一个亮眼的例子。故事讲述一个小偷和一个女画家，两人因被盗的油画而建立起出乎意料的深厚友谊，小偷更因此而走回正道。尽管情节匪夷所思的程度像是一部虚构剧情片，但必须要强调，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纪录片。

显然地，这个离奇的故事给导演提供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创意，这绝对是该片的制胜策略。另一方面，导演的耐性也是成功的关键，从片中两人最初因盗窃案而结识，到最后两人再度重逢，中间跨越了至少五六年时间。男主角也从脸孔棱角分明的年轻人，变成满脸大胡子、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导演长时间耐心地跟拍位两位主人公，成功捕捉到这段人生经历中的离奇闪光点。

近年来，圣丹斯的获奖记录片都带有这种虚构化的风格，导演从漫长的素材里有意识地剪辑出堪比剧情片的效果，去年的《蜂蜜之地》就是最典型的作品。这部最突出的手段是采用双重人物视角叙述同一事件，这种手法在剧情片里我们看得较多。导演先从女画家的视角展开叙述，直到小偷遇上车祸，身体痊愈后被送进监狱服刑；之后，再从小偷的视角将之前发生的事情重述一遍。由此营造出的悬疑气氛完全不输给犯罪类型片，而事实上，这种叙事结构契合了两人的关系。最初两人互相猜忌怀疑，女画家不相信小偷的失忆说辞，小偷同时也怀疑女画家的真正目的，直到后者向他展示了一幅肖像画，才彻底打破两人心里的芥蒂。小偷在画像前情不自禁大哭的这个场景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彻底袒露出他最脆弱的一面。

尽管男主角是个瘾君子，但是他对艺术品很有鉴赏眼光，远非不学无术的街头混混，他在巨型画像前崩溃落泪的一刻，足以证明他并非冷漠无情。反观女画家，虽说无私乐意地为他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但其目的是为了捕捉社会边缘人身上的阴暗面，甚至在他手上的伤疤中获得灵感。这种建立在他人痛苦上而创作的作品是否超越了道德的边界？导演准确挖掘到女画家这种扭曲的嗜好，及其道貌岸然下的阴暗面，并由此引发观众的联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画家的这种倾向？

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女画家之前遭受到前夫的家暴和虐待，始终活在阴影之中。而这种性格的阴暗面不仅表现在她的创作中，还与小偷的亲身经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共鸣。准确地说，正是艺术这种抽象的事物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人结缘，抚慰并疗愈了彼此的心灵创伤。女画家不惜将自己也融入到小偷到人物画像里，最后那幅油画的一个细节无疑证实了这一点。两人的关系在最后似乎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不仅仅是普通的友情，更像是千载难逢的知心伴侣。

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印证了人生无常的终极意义，好人与坏人往往都不能只看表面，俗话说人心难测。蓄着大胡子、手臂刺青的彪悍男护士或者木工都有不愿提起的痛苦过往，以及情感脆弱的一面；同样地，每一幅暗黑风格的油画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画家不为人知的扭曲心态呢？相信这部别开生面的纪录片会给予我们最佳的答案。

“单是默然相遇,一个灵魂就可以对另一个灵魂发生影响。”

《歌德谈话录》里有一段讲到预感。偶尔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磁石般的影响力，根据遇见对象的气质产生自动吸引或抗拒力。灵魂的触角延展到身体范围之外，仅凭借意志力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神秘而飘渺的心电感应。

就个体间的气场而言，区别于荷尔蒙刺激下的情动，恰如两股力量进入特定场域后经过相互干预形成的同步共振。源自共同事件中的回忆、天气、光线、场景或者身份均可能促成类似的神交。比如一场关于艺术品偷窃的庭审，比如两件被盗的绘画，以及监控视频中出入无人之境的小偷。艺术家与盗窃作品的瘾君子被置于正义审判的天平两端。在传统叙事中他们本应对立，本应排斥。就像《金衣女人》中玛丽亚为了家族收藏可以与母国对簿公堂，《盗走班克斯》里班克斯（Banksy）在社交媒体上把偷画商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画家与贼》的镜头却记录下一段更微妙的人性连接。艺术家Barbora主动走向偷窃作品的小偷，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的模特。她用行为驳回了周围人和场外观众探究的目光，仿佛在说：瘾君子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

为英雄人物和圣人绘像可供后世膜拜，创作人民公敌亦是为了警惕民众。直接用自己的“敌人”入画则颇为罕见。即算不上有效的惩戒也未必能讨好对方寻回作品，Barbora亲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里面射出的弓箭是要拯救还是要复仇。《画家与贼》在开篇便设置了一个悬念。从另一种角度看，或许这就是大部分人无法用逻辑理解的交感，它能在两个身份和道德位置悬殊的陌生人间识别出只有彼此才能感知的气场，建立外人难以领会的默契。

纹身

像所有混街头帮派和走私毒品为生的瘾君子一样，Bertil身上遍布图案繁琐的纹身。它们由玫瑰、五星、蛛网和面具组成。锁骨下方则是一串隐含威胁的短语。这种颇具侵略性的符号令人联想到罪恶、暴力和死亡等阴暗面。没有什么人会像Barbora一样对它们产生热情，在电脑上认真研究它们的含义，痴迷这些图形在肌理上呈现的艺术张力。Barbora以Bertil作为对象的创作全部与这些纹身有关。其中一件作品中Bertil的手指正探入酒杯，手背上盛开的玫瑰烈焰似融化为杯中红酒。七朵玫瑰是伤痛的印刻——Bertil破碎的家庭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父母的离婚和亲人的流散让他的童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成为永远都无法追忆的爱。Bertil上中学时表现优秀，热衷帮助弱势群体。成年后却轻易就堕落成瘾君子。大起大落的经历折射出消费主义浪潮中毒品、性和暴力如何吞噬与消耗擅长逃避现实的亢奋一代。

Barbora的男友一直质疑她选择盗窃犯作为模特的行为，这同时也成为观众的困惑。在Barbora翻阅Bertil这段青少年历史时，她延伸了这样的联想：在一种设定下Bertil成为了当下的模样，但另一种设定里他也可能成为挪威的首相。这个提问不在于纠结什么导致了Bertil的命运，而是关注Bertil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思考前提下，Barbora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Bertil的状态。白衫与黑框眼镜，成熟自持，戾气全无。Barbora不仅看到Bertil疯狂背后的卑微与脆弱，还看到了某种美的东西。但不是美化他作为边缘人群的形象，而是试图为迷失的灵魂找回“尊严”。

电影接近尾声时， Barbora完成了与Bertil合作的最后一件作品。画中的两个人物在沙发上相互拥抱，女人的后脖颈处有一枚同心圆的纹身。当摄影镜头画面切入Barbora身后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女人其实就是Barbora自己（最初这个女人形象是Bertil前女友，但电影中期已结束关系）。一个非常巧妙的替换，一场灵魂交融与对话后的友谊升华，同时也是对抗黑暗和迷茫后与自我的和解。

镜像

Bertil：“当Barbora在看我的时候，她忘记了我也在看她。”

《画家与贼》的确有两个故事要讲。一个是监狱常客，麻烦不断的黑帮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木匠零工，有个相爱的同居女友。另一个是被迫逃离柏林定居挪威的艺术家，同时拥有媒体的关注和窘迫的负债。电影多次转换叙述视角，又不停转回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在乎谁是艺术家谁是小偷，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同时别人又如何看待我们。这两者间的落差集中了人类身上存在的所有复杂性。

Bertil的讲述让我们得以更客观地深入Barbora的个人历史，去探索和印证我们的怀疑：为什么Barbora能够在这个偷盗事件中去接受一个损害过自己利益的人？随着Bertil的独白，电影插入了一段Barbora早期的采访，她在柏林被前男友家暴的经历随之浮出水面。她内化这种暴力的方式就是将身体的伤痛作为绘画的动力，将创作做为反抗的形式。因此在很长时间里Barbora都沉溺在畸形的虐恋中无法自拔。而她的代价不仅在于身体的伤害，更在于自信心备受打击。她没有意识到将懦弱、疲惫、逃避与所谓的创造和爱混为一谈其实是对自己的压榨与剥削。她甚至也不信任女权运动可能带来的平权。这种斯德哥尔摩症状不该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而是多重社会问题的缩影。原生家庭缺席、法律的漏洞、媒体的偏见、福利缩减以及保障机制失灵等所有可以想见的制度问题。

Barbora的经历无非是Bertil人生的另一种呈现方式。Barbora对伤痛和死亡的迷恋与Bertil的瘾症和自我放纵行为如出一辙。他们都缺乏人生的规划，社恐，带有天生的自毁倾向。脱去艺术家与小偷的社会身份，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人。Barbora和Bertil就是彼此的镜像，从对方眼中照见那个残缺不全但是真实的自己。

圣痕

圣痕也称作圣伤。指那些在手部或头部出现的类似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圆形伤口或者出血现象。圣伤令人们联想到宗教的虔诚以及对“神选”的执念。

遭遇车祸后，Bertil的手背上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痕。情绪兴奋的Barbora立刻将这道伤疤联想为圣痕，并作为自己新的创作灵感。而电影也逐渐浮出一个伦理疑问，艺术家是否是在利用小偷身上的痛苦遭遇？Barbora或许是这段友情的开启者，但我们不应忽略Bertil的主观能动性。这段“节外生枝”出的关系实际上是无法提前规划或预知的。Barbora为Bertil的治疗奔波，购买营养品，甚至带他去庆祝圣诞节。而Bertil也向Barbora开放自己的住所和满屋的“艺术收藏”（可能是Bertil在黑市上交易得来，电影没做进一步交代），与她分享自己的感情生活。两人的关系逐渐超越了最初以绘画创作为唯一目的的事实。他们在相互了解、交流及艺术生产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日益密切的信任，甚至成为隐瞒“非法艺术品”的共谋（Barbora看到罕见原作但是并没有追问、质询或告发Bertil）。此时艺术家早已超出了其创作者的身份，成为朋友，观察者，记录者和聆听者。这一切的基础便是Barbora与Bertil在漫长的时间中辨认出彼此标志性的伤痕，随之而来的相互扶助、鼓励则赋予两个灵魂追随对方的使命感和忠诚。随着纪录片的深入，这个信息的脉络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可辨。此时，影片开场时Barbora的“非理性”邀请行为越发显得神秘莫测和宿命感。

在一众2020-21年发布上映的影片中，众多佳作都在集中回应暴力抗争，种族和性别运动等社会热点，反思由于压抑与隔离导致的越来越难以沟通的成人世界。对比之下，纪录片《画家与贼》是一种不可感知的温和与低调，是身边触手可及的平民主义者。并非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消费主义的影响，相反，他们正是家庭解体、父权制度和经济债务的受害者。作为边缘人群以及少数派，他们却以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生命与认同的课题，一方面使得这部纪录片无法抹去成长片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在触及和试探这种认同的内核是什么。

当Bertil被问到为什么要偷画时，他说：因为它太美了。

当Barbora被问到为什么要让小偷做模特时，她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灵魂，它是美的存在。

虽然这两段话出现在毫不相干的段落，但它们就如河流中两个恒定的石块。当所有信息逐渐沉淀下来，石头就露出水面，成为潮汐涨落的指向。“美”才是Bertil与Barbora能够快速抹平过去差异，达成心电感应的重要原因。在Bertil认识Barbora之前他已经认可了她的美学观念，而Barbora在了解Bertil前就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独特性。在一个人承受制度性惩戒的绝望状态下，看似遥远或无用的东西，比如美，也可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心灵寄托。瘾君子也可以喜欢艺术，参与艺术并成为艺术。他的存在就是当下艺术世界一直试图囊括和拉拢的那个充满偶然、杂乱无章、内外勾连的复杂社会中的关键变量。曾经两度入狱的Bertil最终戒掉毒瘾，重新拥抱自由。加入社会再生产的劳动个体也印证了友谊之爱，灵魂之善意以及艺术之美对庞大社会系统中的普遍价值和成功论形成的解构与对抗。独立纪录片的吸引力正在于此，有些东西经过反复筛淘，它们自然会在关键地方浮出视线，而每个观众都能在各自的时刻发现它们。

Wee Journal

《画家与小偷》（2020），导演：本杰明·李。电影截图，基西尔科娃正在为诺德兰画像。

2015年，捷克艺术家巴尔博拉·基西尔科娃（Barbora Kysilkova）的两幅画作在奥斯陆诺贝尔美术馆（Gallery Nobel）被盗。其中两名肇事者很快被逮捕了，并被判处75天监禁，但艺术品至今仍没有找到。基西尔科娃被这一变故惊呆了，因为被盗的画作正是她最喜欢的两幅，她找到了其中一个名叫卡尔·诺德兰（Karl-Bertil Nordland）窃贼想要寻求答案。两人之间因此也产生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最终，诺德兰成为基西尔科娃几幅新画的创作主题。

新纪录片《画家与小偷》（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的头20分钟，是一个简洁而又感人的小故事。导演本杰明·李（Benjamin Ree）并不满足于把这个本可以很可爱的励志短片拍摄的有停顿感。他持续跟踪基西尔科娃和诺德兰好几年，在这个过程中，引出了主题和他们友谊间的复杂性。

《画家与小偷》巧妙地平衡了几个不同但并非完全无关的问题，包括阶级、犯罪、劳动和伦理，尤其是它们与艺术世界产生关系时。很少有纪录片关注基西尔科娃这样的人 —— 一个无名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知名人物。她的画作被盗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我试图用谷歌搜索，搜索这件事只会得到关于这部电影的结果）。看到一部电影如此直白地处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劳动，重视程度超越了对艺术创作的基本过程或，对艺术家的灵感困境进行了模糊漫谈，这些，真的都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当基西尔科娃试图购买食品杂货时，她的信用卡被拒绝了。）

但影片也显示出，作为一位在创作领域受过教育的艺术家，基西尔科娃仍然处于比诺德兰更好的社会位置上，在她不断努力改善生活的过程中，诺德兰遭受的经历一直困扰着他。影片进行到一半时，一场严重车祸几乎让他瘫痪，他不得不艰难地恢复，并因醉酒驾驶而面临更多的牢狱之灾。基西尔科娃尽她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帮助他，电影质问到底什么样的帮助才是合适的。她继续把自己当作假扮的缪斯，她的一些熟人也质疑她是否在利用了他的痛苦和环境而进行创作。他们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电影也没有强加一个答案，而是留给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画家与小偷》电影截图。

《画家与小偷》这部电影的主题模棱两可，它并不满足于直接地讲述故事。本杰明·李在时间上跳跃，甚至在基西尔科娃和诺德兰重聚的时候使用了一段很长的“倒叙”（flashback），包括观众在“追赶”（catching up）的过程中。正是这样的触动，再加上微妙的情绪和智商，使得这部电影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整体上都有别于其他纪录片。

《画家与盗贼》，导演：本杰明·李，于2020/5/22首发数字版本。观影地址链接：//www.amazon.com/gp/video/detail/amzn1.dv.gti.3cb91c72-7721-3d45-75a9-a3993da05573?ref_=imdbref_tt_wbr_pvt_aiv&tag=imdbtag_tt_wbr_pvt_ai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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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获奖的挪威小众片，讲述一位女画家的两幅作品在艺术馆被盗，在法庭上她家终于见到了小偷，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这位小偷为灵感作画。小偷与画家就这样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亲密关系。

明面的不可能是身份之间的差距割裂，而实际画家做出决定是因为小偷说他当时偷画的原因是看到这幅画很美。他曾经干净利索的拔掉200多个钉子，夹着画扬长而去。

北欧富裕生活培育的审美水平是刻在骨子里的自然而然。小偷自然被这副《天鹅之殇》所感动，自然也会被自己的肖像画所震惊到流泪。

美是外在的一种自尊和慈悲，让小偷流连，也让画家沉迷于这纯净的画画世界。内在是满心沧桑碎片的寂寥，小偷青春期被抛弃堕落的经历，画家被男友家暴尾随的惊恐，画画犹如一面镜子，照射出潜意识自毁痴迷于伤痕的丑恶。

所以画家遇到小偷，是两个碎片相遇的过程，画家温柔以对，小偷坚强应和，但这并不是彼此的救赎，只是彼此为镜映照出脆弱，打破心门透出些光亮，然后勇敢向前。

这是发达国家的浪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