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舞者

楼上的舞者 The Dancer Upstairs / Pasos de baile

评介：★★☆

该影片是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参展影片的非竞赛单元闭幕片。导演约翰·马尔科维奇John Malkovich。

故事发生在虚构的拉美某国，一位游击队领袖率领他的队伍企图推翻军人统治的政府，他们频频制造恐怖事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警官里加斯受到正义感的驱使，不惜一切代价，花费12年的时间追踪游击队领袖，为此，他完全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完全沉浸到这项任务中。在这期间，他遇上了美丽的芭蕾舞教师约兰达，她平静优雅的外表似乎完全与战乱、血腥和暴力沾不上边，实际上她的出现决非偶然，里加斯通过种种线索将恐怖分子头目的目标锁定在约兰达的住宅内，一举将恐怖分子一网打尽。最终的里加斯爱美人不爱江山，同政府的高层通过了私下的协定，放弃总统的选举以图将约兰达后的秘密释放。

这是在当今美国影坛，直接表现政治问题的影片，还关涉外国政治。作为后“9·11”时代，影片的出现显得格外及时。刻意描写游击部队组织的恐怖活动的影片当然能够受到主流西方媒体的青睐。在这部影片中导演非常晦涩的着意刻画了几处中国元素，意图非常的明显，暗示中国政府同西方反政府武装千丝万缕的关系。

幸福及“喜洋洋”：这是在一次中国政府的大使馆举行的为这个国家总统获选而举行的招待酒会门口出现的场景，与之相对应的是里加斯的无奈和中国大使馆武警的一级战备。

关先生：关先生的出现绝对是刻意的安排，关先生首先让里加斯和他的同事不要乱说话，在使馆的周围暗示有各种窃听的装置。然后关先生安排了一个秘密进入使馆的政府高层人物，天知道这个高层为什么要从另外的大门进入，从后续的情节看，这个关先生做的竟然是大使夫人的皮条客，不管这个皮条是官方的抑或是私下的，但可以知道中国政府官员在它国政府的政界涉足之深。

使馆：大使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居然不用翻译，总统先生就颔首示意。最离谱是使馆明显的位置安放着“毛泽东”的画像！这都啥年代了，还“毛泽东”呢，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但是从另外的方面看，此时的反政府武装是以马恩列毛的思想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继承的，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政府同反政府武装的关系。

大使夫人：同政府高层人物有非常暧昧的关系。

烟火：烟火这影片中夸张的描述为恐怖分子行动安排的信号，在收缴恐怖分子的记事本上赫然的用中文记述着烟火的配方。

评介莎士比亚的新作《楼上舞者》

廖康


本文标题的确是有意吸引眼球，但却绝无谎言。小说《楼上舞者》(The Dancer Upstairs) 的作者和改编小说为电影的编剧都是英国作家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他与四百年前的英国文豪虽然有十三杆子以外的远亲关系，其文学成就却还相差更远。但这个作品值得一看，尤其值得中国人看。看看我们当年输出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想想政府腐败与暴力革命的内在关系。

这个作品里的恐怖分子虽然名叫伊赛戈尔(Ezequiel)，故事发生的国家从未表明，但是很明显，这是讲破获秘鲁的叛乱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领导人古斯曼(Abimael Guzmán) 的故事。他以前曾是哲学教授，相信马列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将拯救第三世界。他批评美帝和苏修，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共产主义的第四柄宝剑”。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叛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而我们看到一个拉美国家竟然有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20世纪70年代末秘鲁内乱时期他的组织《光辉道路》活跃起来，并于1980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虽说是“人民战争”，但他的游击队主要是搞恐怖暗杀活动，其目标不仅是军人、警察和民选的政府官员，也包括为政府工作的普通职员。他企图通过暴力活动导致政变，让秘鲁共产党夺取政权。

十来年间，据统计，近四万人受难。为防范恐怖主义行为，在秘鲁首都利马甚至实行过宵禁。古斯曼终因手段残暴打击广泛而渐渐失去民心，尤其是1992年在利马繁华的商业区一系列汽车炸弹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后，平民百姓愤怒了，不愿意再拿生命为任何光辉的理想买单。古斯曼终于1992年9月在利马的高级住宅区一家芭蕾舞家庭学校的楼上被抓获。其组织《光辉道路》的名单和武器数目及联络方式都落入政府手中。古斯曼受审后被判处终身监禁。据说是为了获得较好的待遇，他在秘鲁电视台上多次呼吁《光辉道路》放弃武装斗争，与政府和解。约六千名游击队员向政府投降，但其他人认为那不是伪造的，就是受胁迫而为，仍继续坚持斗争，但他们大势已去。

小说《楼上舞者》1995年出版，讲述警探雷哈斯(Agustin Rejas)搜索并捕获伊赛戈尔的故事。其中涉及他与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尤兰达(Yolanda)的婚外情，而尤兰达同情暴力革命并帮助伊赛戈尔，其间矛盾不难想象，但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激烈。小说获得较好的评价，但开始并不畅销。所幸让著名美国电影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John Malkovich)看中，拿来作为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尼古拉斯•莎士比亚很务实，他且不管电影将来能否卖座，先要自己改编，拿到稿费。电影2002年出品，评价中上。男主角雷哈斯警探由五年后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的西班牙影星巴尔登(Javier Bardem)饰演，演得内敛深沉，颇获好评。最近，电影可在Netflix上看了。

在众多电影中，这部并非格外出色，但对我们也许别有意义。电影展示革命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同时又展示了暴力的残酷和危害。相比之下，暴力革命还是更可恶。十来岁的孩子被用来作人肉炸弹，其后果看起来远比读起来的震撼力大得多。令人无法容忍，但更令人深思：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

其实，早在1948年12月10日，人们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就得出了结论，并写入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第三条：“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当然，还有另外六个“鉴于”的理由，遂使联合国大会认为有必要“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随后三十个条款，详细列举我们作为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比如从第二十三到二十五条就规定了享受工作和休假及福利的权利。

可惜的是，不仅拉丁美洲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些基本人权，大多数中国人恐怕也不清楚。我自己也是直到十几年前因《世界人权宣言》的中文版要上网而参与中文翻译的校对工作，才第一次读到这份1948年就公布并应该让“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的重要文件。更不用说，世界各地还有那么多文盲。他们看不懂《世界人权宣言》，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知道政府应该遵行了。

当然，小说和电影并没有提到《世界人权宣言》；只是展示了在这些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警探雷哈斯曾因疏忽而放走过伊赛戈尔。我相信读者和观众都会看到，社会动荡的真正原因是人类疏忽了，没有接受以前的教训。残暴腐败的政府压迫人民，逼迫人们铤而走险，才会有人响应暴力革命的号召，血腥地屠杀同类并自取灭亡。没有光荣，没有光辉；只有悲惨，只有悲哀。妮娜•西蒙在电影中一开始说到和结尾时唱起的主题歌《谁知道时间去哪里了》让这悲哀回荡心头。

2014年2月14日